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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夫人和宋大公子傍晚飛機抵達西安機場，在飛機上，宋美齡做了最壞的打算，把手槍遞給唐納德，說：“如果叛軍對我有任何不禮貌行動，你可用此槍立即將我槍殺”。
張學良、楊虎城去機場迎接，下機后，宋美齡與張學良說：“漢卿，這是我的東西，請你的士兵檢查？”張學良有點不敢對視，一項和自己交好的蔣夫人，馬上說：“夫人，豈敢！豈敢！”隨即雙方舉行了會談。
會談后，由張學良親自陪同宋美齡和唐納德前往見蔣，蔣夫人拿著一個蔣委員長最喜歡的家鄉菜，梅干菜盒見到了自己的丈夫，后據蔣氏在《西安半月記》中記載，蔣見到宋后，眼淚直流，連連嘆息說：“你怎么來了？如入虎穴矣！”
宋美齡勸道：“寧抗日，勿死敵手！”（寧可抗日，勝利失敗你都是英雄，總比因為拒絕抗日，而死在叛軍的手里要強），可謂語重心長，蔣氏頗為動容，從此，蔣委員長的態度開始轉變，有所松動，不再固執己見。
十二月二十四日，蔣委員長接受了**和張楊聯合提出的六項協議，但無意愿為他的承諾簽訂任何協議書，口頭承諾，稱之為“君子協議。”
楊虎城極力反對就這樣放蔣，認為不落到書面上的東西靠不住，張楊就如何放蔣的問題，第一次發生激烈爭吵，雙方意見嚴重分歧，相持不下，最后是在國民政府代表團團長周恩來的勸說下，楊虎城才同意張學良的“不簽字放蔣”的提議。
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蔣委員長極其隨員，乘飛機離開西安，張學良親自陪同，當日抵洛陽，離開西安前，張學良留下手令，把東北軍交給楊虎城指揮。
十二月二十六日，蔣委員長安然抵達南京，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張學良被扣留，并開始了長達半個世紀的軟禁生活，楊虎城被迫離開十七路軍，赴歐洲考察。
此后，全面抗戰爆發，中華大地陷入刀兵水火之災，西安事變的幾位主角，開始了不一樣的人生。
偉人的身影遠去，歷史積滿厚厚的塵埃，卻不曾被掩埋，西安事變之于中國，之于整個中華民族，都有著不可估量且深遠的影響。
西安事變所達成的如下內容的六點協議，（1）改組國民黨與**，驅逐親日派，容納抗日分子。（2）釋放上海愛國領袖，釋放一切政治犯，保證人民的自由權利。（3）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抗日。（4）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參加的救國會議，決定抗日救亡方針。（5）與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建立合作關系（6）其它具體的救國辦法。
促成了國共第二次合作，為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并為這一民族的目標，各黨派走到一起，期間，雖偶有摩擦，卻不離這個基調。
歷史的腳步早已遠去，華清池畔的槍聲，消失在時光的長河，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評說，無非是見仁見智罷了，誰又能還原歷史的真實面目呢？
中國國民黨方面的評價，西安事變，是張學良在九一八事變后的不抵抗，被全國人民譴責的情況下，受**唆使和蠱惑，進而不滿“先剿共、再抗日”的基本國策。
于一九三六年年底在西安發動兵變，挾持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中國國民黨主席的蔣中正，提出停止剿共、改組政府、出兵抗日等八項主張。
西安事變使得國民政府停止剿共，聯共抗日，導致政府的抗日準備被迫中斷，全面抗日提前爆發，另一方面使**起死回生，獲得喘息機會，釀成抗戰勝利后的全面叛亂。
中國國民政府方面的評價，由于西安事變的發生及其和平解決，最終結束了十年內戰，實現了國內和平，促成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的抗日熱情，發動了全民的抗日戰爭，并堅持八年直至勝利。
而**領導人之一，時任國民政府國民政府委員會副主席的周恩來，對張學良的評價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張學良自我評價，在事變之后幾十年間，張學良一直堅持：“作為一個軍人，我是應該被槍斃；但是依我的良心，我沒有做錯！任何一個中國人，在的當時的情況之下，都會那樣做的，只不過是由我張學良做了。”
至于張學良為何甘冒風險，親自送蔣委員長回南京，一直眾說紛紜，據張學良自己說：“領袖就是一個泥菩薩，如今我已經把他扳倒了，我要親自把他扶起來，如果他有靈，我拿頭給他叩。”他如是說，也確如此做了，用后半生的自由，盡一個人臣的風骨。
宋美齡對張學良的評價非常正面，她公開稱張學良的西安事變，“漢卿不要地盤，也不要錢，他要犧牲。”基于對自己的丈夫蔣中正的了解，以宋美齡和張學良的私交程度，她完全可以理解張學良當時的心態。
是為公，非為一己之私利，所以，在以后的歲月里，蔣夫人全力保護張學良不受到傷害，美國駐華公使杰豪斯在一本回憶錄里面，記載著宋美齡對蔣介石說：“你如果對那個小家伙（指張學良）有不利的地方，我立刻就離開臺灣，把你做的那些事全都公布出去。”
宋家與張學良一直相交甚密，國民黨國民政府對張學良的審判，導致了宋家的極大不滿，宋子文曾多次寫信給蔣介石為張學良爭辯平反，并當面愿以身家性命擔保，甚至愿辭去所兼各職，換取張漢卿的人身自由。
而當事人蔣委員長，對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的評價是：“漢卿糊涂！”僅此四字而矣，卻道盡蔣氏，對這位拜把子兄弟的復雜心情，似惋惜，似恨鐵不成鋼，似長兄對不懂事的幼弟的責備，正所謂，一切盡在一言中。
民國名人胡適的評價是：“中國形成一個領袖不容易，如果蔣中正出現不幸，中國將倒退二十年，”并明確定性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是“名為抗敵，實則自壞長城”，是“國家民族之罪人”，“沒有西安事變，國民政府很快就可以消滅了，西安事變對我們國家的損失是無法彌補的。”
而一些熟知蔣委員長的人評價，蔣委員長對日態度并非姑息求和，實在是中日國力懸殊的緣故，而蔣介石首先想做的事情，是消滅國民政府和地方軍閥割據勢力，統一長城以南的中國地區，而后，傾舉國之力，與日本人周旋。
抗戰固然非打不可，可是它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號開打，卻是西安事變的直接后果，并且不排除在中國民族統一戰線沒有迅速形成的情況下，日軍沒有感受到切實的威脅，不侵略中原地區，轉而直接北上蘇聯的可能性。
眾說紛紜，褒貶不一，西安事變確實發生了，確實改變了中國的歷史進程，千秋功罪，只能任由后人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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