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iv id="content">    元佑四年，京師再次旱災，朝廷府庫困窘，太皇太后高滔滔不得不宣布，今年罷春宴。    就此，文彥博黯然下臺。    呂大防和范純仁就趁此機會將鄭俠掉了江南西路。反正那里地處南方，又是王安石的老家，這個災星還是去禍害他仇人的老家去吧。    鄭俠走后，京畿地區立刻開始下起了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春旱災對糧食收成的影響。不過，這一年夏秋季節，老爺霖雨不斷，黃河流域河流的水勢普遍大漲，也幸好呂大防和范純仁這些人應對得體，這才沒有讓黃河發生更大的災害。    其實，保守派應該分為四個黨派，以呂公著和呂大防這兩個人為首的，他們并不完全屬于朔黨，就是文彥博也不完全屬于朔黨。繼承司馬光衣缽的人是劉摯。    呂公著、文彥博、呂大防更多代表的是自己的家族，而呂大防則更多代表的是關學，雖然他自己不是關學宗師張載的徒弟，可他的三個兄弟都是張載的弟子。    保守派三黨，洛黨這些人的政治理念，與王安石多有異同。只要主張用理想中的王道來改變現實，而這個所謂的‘王道’典范就是華夏歷史上遠古堯舜禹的時代。    從這一點來，王安石對比洛黨更務實一些，洛黨諸如恢復井田之類的舉措太過于想當然了。    而洛黨與王安石一系的人當然有所不同，其最大的不同之處在于，王安石更注重法，而洛黨則更注重人。    至于那些在后世被歸于蜀黨的大臣，其實都應該歸于中間派更恰當。    蘇軾這個大嘴巴，王安石變法的時候，他就不斷上書，噴那些頒布的新法，不過，他和那些保守派最大的不同之處在于，蘇大胡子得在理，言之有物，可是，王安石和宋神宗對于反對變法的人有些過于太武斷了，直接一刀切。特別是王安石，無怪乎別人都稱呼他為拗相公，根本就聽不進去不同意見。    在他看來，一切發對變法的人都是自己的政敵。不過，當呂惠卿、鄧館和李定一手炮制的烏臺詩案，想要籍此徹底整倒蘇軾的時候，還是王安石站出來替他公道話，而替蘇軾求情的人，除了愿意以身替兄長定罪的蘇轍以外，大多數卻都是變法派的大臣，比如蘇軾原本的好友章惇。    而蘇轍這個人更為復雜，他原本也同蘇軾一樣，并不是完全反對變法，還向王安石提出了不少非常中肯的意見，比如，‘青苗法’，蘇轍就用唐朝著名的經濟專家、丞相劉晏，就從來不把錢借貸給百姓，他只要是利用古法常平法調控國家的糧食價格，來達到讓農民增收減負的目的。    其實，蘇轍的這個主張完全是正確的。    常平法最早出現在戰國初期法家真正的創始人魏國李悝，史記中記載的盡地力之教就有這樣的記述。    谷賤傷農，如果王安石將常平法操作的好的話，那么根本就無需頒發什么青苗法和市易法，只要牢牢的把控制糧食的價格，王安石變法既可以堅決的執行下去，又可以避免樹敵太多。    北方的世家大族和武將世家大多數既是超級大地主，又是大糧商。他們自然比較依賴糧食交易的收入，可是，王安石如果真得大力而嚴格地推行常平法的話，這些勢力在糧食交易中的損失，完全可以用其他商品的交易中來彌補。而王安石最后還是一意孤行地，強力推行了青苗法和市易法，這就把那些完全可以拉攏到自己一方的勢力也完全得罪了。    在遇上宋神宗這么一個意志不堅定的皇帝，新法的敗亡自然已經注定。    最后，還是因為‘青苗法’，蘇轍最終還是被王安石貶出了汴梁城。    也許正是這個時候，這個原因，才讓蘇轍的內心發生了徹底的改變。    歷史上，蘇轍在元豐八年八月奉詔回京，就任秘書省校書郎。他對于司馬光反對而要廢除新法的態度，也進言勸諫了一番，可惜的是，在這一點上，司馬光和王安石其實是一類人，根本就聽不進別人的意見。就廢除新法這件事，不單單是蘇氏兄弟勸過他，就連范純仁都勸過他。    不過，后來，蘇轍做下了一件錯事。司馬光主張將宋神宗時期奪取的幾個邊境上的磐堡歸還給西夏國，用來換取和平。可是，當時，發對的人很多，而司馬光自己的身體實在是太差，所以，暫時擱置了。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元佑二年的時候，西夏國派人來恭賀趙煦繼位的同時，突然索取這幾個磐堡，而蘇轍居然也建議答應西夏所請，這個時候，文彥博和呂公著也自然是順水推舟，答應了西夏國的這個請求。于是，賣過求榮的帽子就戴在了蘇轍的頭上。    要知道，蘇轍那個時候，既不是丞相，也不是樞密使，他僅僅只是個中書舍人而已。他在朝堂上，也就能夠提提意見而已，如果，太皇太后高滔滔、文彥博和呂公著都不答應的話，他這個的中書舍人的話，又如何能夠作數呢？可是，后人在替司馬光辯解的時候，就是把這個黑鍋扔到蘇轍的頭上，他也的確是主動背的這個黑鍋。    好在，因為蔡道亂入的原因，元豐八年蘇轍因為生病，耽誤了進京的日期，讓文彥博和呂公著對他的態度產生了懷疑，而招他進京的司馬光又病重不能理事。他因此被罷免了官職。    無形中算是躲過了那個黝黑的黑鍋。    而這個世空當中，因為蘭州城過早的失陷，缺少了蘇轍這個傻子，司馬光過早的過世，三個因素的影響，導致西夏國求取邊境的這個無理要求，就再也沒有人愿意起這個頭，答應這件事。    其實，元祐元年之后，西夏國內部也同樣遭遇了權利的更迭，根本無力對外發動戰爭。憋屈的李秉常終于憂憤而死，他的兒子，年僅三歲的李乾順繼位，西夏國的大權再次落入了梁氏的手中。這位梁太后是前太后的親侄女。    蜀黨中除了蘇氏兄弟，還有呂陶，這個世空當中，還應該加上張商英，而另外一個重要的成員上官均其實是八閩邵州邵武人。    所以，這個后世所謂的蜀黨，更應該被成為中間派更正確。    如今還應該加上孫覺、曾鞏、曾肇、蔡玄、宗澤和張叔夜，以及蘇門四學士。    秦觀最終還是如愿的在元豐八年的科舉考試中考中了進士。    這次的科舉考試，秦觀能夠中選，過程可謂相當的驚險。    秦觀之所以能夠考中進士，還是依照蔡道的建議。    蔡道讓七色領的人給了秦觀一封信，信中大致是勸諫秦觀，要想施展個人的抱負，就先要考中進士，當上官員。而如今保守派和變法派在朝堂上爭斗不斷，這一次的科舉考試也就成了雙方爭奪的焦點。    作為蘇軾弟子當中，詩詞最為出眾的弟子，一旦參與這一次的科舉考試，肯定會受到兩個派系重點照顧。可是，蘇軾早就已經把兩個派系中重要的官員都給得罪了。這些高官又怎么會坐視秦觀順順當當的考中進士呢？    那個時候，司馬光得勢，監考的人自然就是他的親信，也就是范祖禹。他被指派為監考官，肯定會帶著有色眼睛去看秦觀。    因此，秦觀應試的時候，一旦按照往常的行文方式作答的話，肯定會被落榜的。    所以，蔡道的第二個建議，秦觀應試的時候，將策論答得中規中矩，四平八穩，既讓閱卷的人挑不出錯處，又讓閱卷的人看不出這片文章是何人所做。    要知道，宋朝這個時期的科舉考試，可是實行的糊名和謄錄政策。這兩項政策雖然不能從根本上杜絕科舉舞弊，但是，還是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遏制這方面的**。    君子欺之以方，如果是文彥博和呂公著這樣的積年老官擔任主考官的話，秦觀就是在努力，這次的科舉考試也根本無法如愿。    可是，蔡道的這建議就是欺負司馬光手下的人過于耿直，而范祖禹更是其中的翹楚。    事情的結局也正如蔡道所料的那樣，當主考官們將他們選中的考卷匯集在一起，打開糊名的時候，范祖禹這才陡然發現，自己居然被秦觀調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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