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曹操新到幽州，看到邊境法令不嚴，不足以約束地方上為非作歹的豪強，于是大力整頓。
這時恰逢臺駘武斷處置奏章之事，各地人心不安，涿郡太守高平下獄而死后，他背后的勢力故安（今河北淶水西南）人趙犢、霍奴等惶恐之下興風作浪。
這二人又聯絡遼西、遼東、右北平等三郡的烏桓部落進攻鮮于輔據守的獷平（故城在今北京市密云縣密云水庫東北石匣村一帶）。
十一月，曹操大軍討伐趙犢等，殺死趙犢等人。于是，曹軍又渡過潞水去援救獷平鮮于輔，烏桓部落退到塞外。
而又由于牽招將治所北移至邊塞，并州南部的張晟、張琰兄弟聚集起一萬余人，侵掠并州南部，殺害上黨太守，并派兵拒守壺關口。曹操派部將李典、張遼進擊，與牽招遙相呼應。
東漢時期，整個中原世族最有影響力的，要數潁陰荀氏。
東漢時期的荀淑，為戰國荀卿第十一世孫，品行高潔，學識淵博，鄉里稱其為“智人”，曾征拜郎中，再遷升當涂長，當時名士李固、李膺都曾拜他為師，后出為朗陵侯相。
荀淑辦事明理，人稱為“神君”。他的8個兒子，并有才名，人稱“荀氏八龍”，分別是：荀儉、荀緄、荀靖、荀燾、荀汪、荀爽、荀肅、荀旉。
荀淑的孫子荀彧、荀諶、荀衍、荀悅，從曾孫荀攸等人，都是漢末之際的風云人物和曹操集團的重要謀士。
荀彧對曹操雄踞中原起到了居中調度的作用，成為曹操集團中重要的謀士，曹操把他比作張良。荀彧長子荀惲官至虎賁中郎將，娶曹操之女為妻，三子荀俁、五子荀詵、六子荀顗等俱在曹操手下擔任要職。
荀爽，字慈明，是荀彧叔父。荀爽是“荀氏八龍”中的第六位，若論才學，則數第一。
當時有“荀氏八龍，慈明無雙”的評贊。他自幼聰敏好學，潛心經籍，刻苦勤奮。
漢桓帝延熹九年，太常趙典舉荀爽至孝，拜郎中，對策上奏見解后，棄官離去。為了躲避黨錮之禍，他隱遁漢水濱達十余年，專以著述為事，先后著《禮》、《易傳》、《詩傳》、《尚書正經》、《春秋條例》、《漢語》、《新書》等，號為碩儒。
黨錮解除，司空袁逢薦荀爽為官，不就。劉協即位，爽避而不及，遂為平原相。行至宛陵，追為光祿勛，任職三天，又遷司空。荀爽見董卓殘暴，參與司徒王允謀除董卓之義舉，舉事前病卒。
荀悅，字仲豫，是“荀氏八龍”中老大荀儉的兒子。荀儉早卒，荀悅幼時聰慧好學，因家貧無書，每到人家，遇書即讀，過目成誦。十二歲時，能說《春秋》，尤好著述。漢靈帝時，因見閹官用權，荀悅托疾隱于家中，當時人不了解他，只有從弟荀彧特別稱賞欽佩他。
曹操北上后，荀彧等舉家遷徙。又因豫州新政普及，荀氏逐漸衰微。
當時政權掌握在臺駘手中，漢帝只是表面上的最高統治者，荀悅有志為朝廷貢獻自己的才干，但他的謀略都無處施展，所以撰寫《申鑒》五篇。
書中的主要內容是：“治理天下的辦法，首先是消滅‘四患’，然后要推行‘五致’。
以虛偽敗壞風俗，用私心破壞法紀，行為放蕩而超越正常規定，奢侈靡費而損壞國家制度，不消滅這四種現象，就無法推行政令，所以稱之為‘四患’。
振興農業與桑蠶業，以保障百姓生活；分辨善惡，以糾正民間習俗；推行文化教育，以改善社會風氣；建立武備，以維持朝廷的威嚴；賞罰分明，以統一法令，這就是‘五政’。
百姓不怕死，就不要以刑罰來恐嚇他們；百姓沒有生趣，就不可能勸導他們向善。
所以，身居高位的人，要先使百姓富足起來。使他人安居樂業，這就是保障民生。
對于善、惡，要以功、罪為標準來判定；對于毀謗與贊譽，要用實際效果來進行檢驗。
對人不僅要聽他的言論，更要觀察他的行為；不被他的名聲所困擾，要考察他是否名實相符；不能讓虛偽狡詐的人得逞，免得人們去紛紛仿效。
因此，沒有奸怪的習俗，民間沒有*之風，這就是糾正民俗。
獎勵與羞辱是賞賜、懲罰的核心，所以禮教規定，榮譽與羞辱只能施加于君子，以改變他們的內心；枷鎖與鞭笞則專用來對付小人，以改變他們的行為。
如果不推行教化，就會使中等資質的人也墮落成小人；而推行教化，就能使這些中等資質的人升為君子；這就是改善社會風氣。
作為統治者，必然要擁有軍隊，以防備不能預料的變化，平時用來管理內政，戰時則效命疆場，這就是維持威嚴。
賞賜與懲罰，是執政的權柄。
君王不隨意賞賜，并不是愛息財物，而是因為，隨意賞賜，就不能用賞賜來勸導人們行善；君王不隨意懲罰，并不是姑息憐憫，而是因為，隨意懲罰，就不能使懲罰來打擊犯罪。
賞賜而沒有起到勸導的作用，就是阻止人們行善；懲罰而沒有起到打擊的作用，就是縱容人們作惡。
作為統治者，能夠不阻止下面的人行善，不縱容下面的人作惡，則國法確立，這就是統一法令。
除去了‘四患’，又建立了‘五政’，誠心誠意地執行，長期堅持，簡要而不懈怠，疏闊而不遺漏。這樣，不需勞神費心，天下就能太平了。”
臺駘得管寧推薦而見《申鑒》，看他論議深博，極為政之體，與自己所想暗合，不禁大為感嘆荀悅的遠見。
臺駘立即將荀悅征召而來，表奏其為豫州牧，與郭典等一起編纂法令。
荀悅到任以后，還提出了“六主”、“六臣”的概念，所謂“六主”是王主、治主、存主、哀主、危主、亡主；所謂“六臣”是王臣、良臣、直臣、具臣、嬖臣、佞臣。
他以兩漢各代君臣為例，分析了在這些標準下劃分的不同品類的君臣對政事的影響，同時深入探討了不同品類君臣產生的原因：
“人主之患，常立于二難之間。在上而國家不治，難也。
治國家則必勤身、苦思、矯情以從道，難也。有難之難，暗主取之。
無難之難，明主居之。大臣之患，常立于二罪之間。
在職而不盡忠直之道，罪也；盡忠直之道焉，則必矯上拂下，罪也。有罪之罪，邪臣由之；無罪之罪，忠臣置之。”（《雜言上》）荀悅關于君臣“二難”、“二罪”的分析，是客觀反映了現實中的君臣想要成為理想中的明主賢臣所必須面對的兩難選擇。
荀悅對于君臣的品評，自有其深意在，著意于不同品類的君臣對政事的不同影響，而這種影響是與國之興亡密切相關的。
從先秦時起，對君臣類別的品評即已開始，在這些品類中，以《管子·七臣七主》篇的品分最為詳細。文中以君主對法的態度、立場和實行情況為標準，把君主分為七種：申主、惠主、侵主、芒主、勞主、振主、亡主。
荀悅對君臣品類的劃分，與《管子》一書對君臣品類的劃分相比，更著意于不同品類的君臣對于政事的不同影響，以及這種影響與國之興亡的密切關系。
出現這種不同，是與君主專制制度的建立聯系在一起的。
君主專制制度建立后，君主的才能、品性更密切的和國之興衰聯系在一起。
同時，臣對君的依附性也在加強，臣的獨立性逐漸喪失，進而成為君權的附屬，此時的君臣關系，與先秦時裂土分封下的天下共主與各諸侯王的關系相比，無疑更為密切。君臣的不同品類，也無疑更為密切的和國之興衰聯系在一起。
荀悅論君、臣的差別，同論君、臣、民的關系是相互聯系的，這是他政治思想的又一個重要方面。
荀悅認為理想的君、臣、民的關系，是以君主為主導的三者統一體。
首先，“君臣互為依存”，荀悅認為理想的君臣關系應該是“上下有交”。
在君臣這對互為依存的關系中，君的作用是居于主導的。在進諫與納諫過程中，這種主導作用體現得最為明顯。其次，“君”與“道”發生沖突的時候，“從道不從君”，以道義制約君權。
再者，君為元首，民為手足，君民關系的處理與社稷存亡緊密相關。荀悅認為，“愛民如子”和“愛民如身”都不能算作“仁之至”，只有與民同樂，與民同憂才是真正的愛民之君。
荀悅“正積于上”、“事實于下”的思想，所涉及的八個方面：德、能、功、罪、行、言、物、事，包括了功罪封賞，也包括了人物評價，最終歸結于社會風氣的養成。
“眾正積于上，萬事實于下”，其中寄寓的是荀悅對于理想社會政治狀況的追求。
荀悅在《漢紀》一書中，對綱紀制度反復強調，希望通過“立制”來維護政治統治秩序。核心即是為了保證上下有序，不可僭越。
荀悅所著《漢紀》、《申鑒》，都寓有資政之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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