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改革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湖州米商墨某擁沙船二百艘，因不滿官府的沙船贖買政策，對于補償費不滿而鼓動船民萬余民鬧事！

    湖州城為之堵塞，轟動一時。

    結果官府按“從快、從重、從嚴”的原則，將墨某于其鄉下別墅緝拿歸案，匆匆忙忙地宣判后，沒收家產，發東南國流放！

    墨某鬧事，作夢也沒想到官府動作那么的快，他早就被官府注意到了，檔案上有名字，資料充分，一鬧事就抓起來。

    海上中華與陸上中華的男主人都是某只穿越小強，設立情報機關是這種小強的必由之路，懷著“總有刁民要害朕”陰暗心理的那只小強，簡直就象他來之前的某只米國那樣，恨不得把全世界都監控起來。

    成立中央情報局，負責監控全世界蛤蟆張口，好大的口氣

    不要笑，還真的在努力著，中情局的情報網絡已經鋪設到歐洲去也！

    那年代，兩中華是燈塔國，好些白皮都做了兩中華的特務，作為“我們的事業”，以此為榮。

    成立軍事情報局，監控軍隊和搜集外敵情報

    接下來，他又成立了國土安全局，主要負責國內安全事務

    新近成立的是“國家經濟情報局”，搜集經濟方面的情報，對于大老板、大戶等，一概建檔，墨某就這樣撞上了槍口。

    各個情報局之間業務有重疊的地方，正是那只小強有意而為，他不會讓任何一個情報局獨大的。

    情報部門行事遵循一個原則，即“不存在”，他們從不拋頭露面，不會公開亮相，財政部的公開預算不會有他們的內容，只有每日的情報簡報才讓人們知曉他們的存在。

    而任何官員也不得對情報部門進行探討研究，反正領到他顏家俸祿的人都不得吱聲，一位接觸過情報部門的朝廷大員對情報部門的內幕有一次說漏嘴，說“什么東廠、西廠、南廠和北廠比起領袖的情報機關，簡直是小孩子過家家一般！”

    特務猖獗，卻不象，是因為審判權沒給特務機關！

    以前東廠為皇帝提供抓人、審問和判決一條龍服務，現在情報機關有抓人、審問的權利，但判決權不在他們手上。

    判決由各地的特別法庭和軍事法庭負責，特別法庭是有素質的文官，他們有原則立場，證據不足，不會亂判，而軍事法庭的軍人法官們并不怕特務機關，他們也是暴力機構！

    有了制約，特務機關不是想怎么樣就怎么樣的，所以他們無法高調。

    所謂流放其實就是勞動改造，好在有那么一個東南國！

    東南國的移民開發始終沒有停頓，對人口的需求如嗷嗷待哺，來多少人就要多少人，有如個無底黑洞般。

    陸上中華各地的監獄空得象只鼓，獄卒無所事事，社會犯罪率創新低，民眾不傻，他們知道那些官員們最喜歡的就是判決流放東南亞，這該死的去東南亞，去時幾乎不用錢，回途的船票貴十倍！

    太過喪心病狂，民眾們抗議，終于爭取到平價探親的船票，三年一次！

    海上中華還是陸上中華的大金主，陸上中華當時百廢待興，各行各業需要銀子，官員也需要銀子增加工資，靠的是海上中華的金援，海上中華給予了陸上中華不下三千萬銀元的各種援助和貸款，也助陸上中華站穩了腳跟。

    為什么馬士英回來官場大地震沒激發很大的沖突，大部分官員情緒穩定，因為老馬從東南國帶了大量資金，官吏們人均又提了百分之十的工資，誰都不想和老馬過不去，何苦呢，以后的收入將會越來越高，鬧起來什么都沒了！

    漕運改海運這么大件事情，能夠做得成功主要是用人得當！

    楊天生是個大海盜出身，海運存在什么貓膩他不清楚？

    他招商運糧，不用官府的力量，由民間船運公司完成。

    經歷多年，中國的海運發達，遠洋航行不在話下，大陸到旭日城、從旭日城到蘇伊士城，都是上萬里的海途，海運運力巨大，能夠供應二三十萬人的補給，上海到天津不過區區幾千里，真不是件事！

    論到海運，楊天生是宗師級的人物，就算官府與船運公司說“漂沒”，漂沒多少，怎么個漂沒法，說得過他？

    他制訂規章制度，曰商船運送漕糧，酌給耗米漕糧無故缺損，令船主賠補驗米交米，專派大員經理海運漕糧，飭沿海水師巡防海運船商，分別獎敘所有運費由官府和船商面議商定，在漕糧上船時發放。

    出臺大明查米章程，運米以實到數為主，不講什么漂沒，徹底地去除了這項陋規。

    加強紀檢，防止交米收米時官員上下其手，他有情報機關幫忙，采取“釣魚執法”，令到官員們聞風喪膽，誰都不敢貪墨。

    這個不信任官員的手段，換作前明時期早被文官們噴得一頭霧水，皇帝都坐不穩金鑾殿，而在現在？

    新明學起了東南國，來“政治站位！”

    一旦通過的決策，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就要站在朝廷這一邊，堅決執行，否則分分鐘下臺沒商量。

    所以新明能夠做事，做成事，不象前明那些文官鉤心斗角，專門扯皮，事情辦不下去。

    從此之后，漕運改海運，不僅僅是貨物運輸，南北的人員往來也多坐海船，官府批準成立了民營的船運公司，班船運貨運人，習以為常。

    海運的發達還促進了保險業的大發展，官方資質的船運保險公司如“平安保險”、“太平洋保險”、“中國保險”等一批保險公司茁壯成長，他們為船只提供平安險、水漬險和一切險等，為人員提供人身保險。

    當出事后，保險公司負責理賠，從而降低了社會運營的風險。

    人貨船上保險，起初是自愿，后來變成了強制，不管怎么樣，保險業為海運事業保駕護航，促進了社會的良性發展。

    海上船帆簇簇，船只往來，南北交通順暢無比，而新明社會沒有大的動蕩，一些老官員對比往昔，實不敢相信竟有此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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