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不說他們在感慨，而在南京城內著名的“南堂”里，油燈下，四名西洋和尚正在談論著大明的新君登基對他們的影響。

    南堂，就是南京城內的一座高達20米的巴羅克式大教堂，有如同高高的穹廬，面繪滿了天使與天國的圖景。內有三間大廳，五座圣壇。圣壇前方皆以欄桿圍繞。教堂墻掛的鍍金方牌或繪或寫基督之事跡，天主戒條，直福八端，慈悲善行。

    南堂是新明允許耶穌會修建的大教堂，而西洋和尚就是神父，他們名字是湯若望、利類思、安文思、南懷仁，他們就在在中華大地活動的傳教士，希望讓歐洲的天主教在中華落地生根。

    其中最重要的是湯若望（1592年—），字道未，德國人，神圣羅馬帝國的耶穌會傳教士，天主教耶穌會修士、神父、學者。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國基督教史和中國科技史湯若望是一位不可忽視的人物。他以虔誠的信仰，淵博的知識奠定了他在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地位，采取的是通過科學傳教的策略，在明朝廷歷法修訂以及火炮制造等方面多有貢獻。

    南懷仁，字敦伯，又字勛卿，西屬尼德蘭皮特姆（比利時布魯塞爾附近）人，耶穌會傳教士，清代天文學家、科學家，1623年10月9日出生，1641年9月29日入耶穌會，1658年到達南華，之后一路北，經安南到中國南方，一個月前才到達南京，與前輩們匯合。

    這是一群可尊重的神父，因為他們為他們的理想信念而奮斗，也不回到歐洲，頗有一種“不成功，就成仁”的意境。

    他們在前明與新明傳教，有過成功的例子，如明末重臣徐光啟經過了洗禮，成立基督徒。并且當時皇宮里甚至有太監也信了教。

    還有南華的孫元化也信教！

    明代對宗教信仰沒有嚴格管束，天主教和基督教都是不受限制的，但民間阻力很大，因為中華非常牛叉，看不起白皮，視之如“鬼”，如果哪個家伙與白皮好，別人就稱那個家伙“事鬼！”

    所以，外國傳教士當時走的是層路線，并且改譯教義炫技術迎合明人思想，很受當時歐洲正統詬病。一句話，傳教難！

    如今在大明，新朝確定，四神父想的是能否有可趁之機？

    說起中國歷史中的宗教，用包羅萬象想必是毫不夸張的，中國從古至今的文化血液中就含有兼容并蓄的基因，所以除開本土化宗教道教、儒教之外，由外國傳入的比如佛教、回教、喇嘛教在中國都能找到新鮮土壤。

    所以在大明，如果一個富饒人家辦個喪禮，那道士、和尚、喇嘛、薩滿齊陣的是比比皆是，只有在中國這種極端的情況，每個宗教之間都不會發生激烈的沖突，有許多地方是三圣并立，即孔子、老子和佛祖排排坐，吃香香。

    亦即是紅花白藕青荷葉，佛儒道三教原本是一家，這幾乎是外國朋友們不能想象的現象！

    多神教的信奉在大明這邊很明顯，而在南華帝國那邊則是信媽祖的占了九成，剩下的十成則是佛教，并不涇渭分明，信媽祖的很多南華人在佛誕節與觀音誕時也是持齋，給佛祖與觀音娘娘香，非常和諧。

    天主教和基督教則是一神教，在中華大地，他們想排斥其他宗教，難度可想而知！

    但四神父都是心志堅定之輩，決心迎難而，他們決定想辦法爭取對新皇帝施加影響，以便傳教！

    其實南堂的建立正是沾了中國多神教的光，由于多神教的信奉，南堂得以順利建立。

    “我們把工作做細致一些，多向中國的民眾傳播圣教，不能光靠皇帝吧！”南懷仁初來乍到，對大明國情不熟，動問道。

    “我的朋友，你也看到了白天的一幕，這就是東方帝王的權勢。在他的國度中，沒有任何人能挑戰他們的尊嚴。他們的意志就是整個國家的意志，相比之下，我們的國王與中國皇帝相比就是渺小的引火蟲和天的月亮。”湯若望耐心地解釋給他道。

    “唯一可以令中國皇帝俯首的是天，但東方的天并不是西方的帝！”湯若望對于中國的‘帝’與西方的‘帝’間的區別了解很透徹，他寫出了中國字的“天”讓南懷仁明白。

    “中國的每一個皇帝都自稱是天之子。神靈也要得到中國皇帝的認可才能成為真正的神靈。中國皇帝的權力實際沒有任何限制和禁忌。整個國家都是皇帝一個人的私產，萬眾都是他的奴仆。只有皇帝一個人是自由的，其他的人，包括宰相在內，都是他的仆人。”利類思神父亦說道。

    安文思神父對中國國情也很熟悉：“是的，歐洲最有權勢的皇帝，法國的路易十三出行時，身邊帶著‘瑞士百人警衛隊’，就以為排場大到了極點，殊不知中國皇帝每次出門，身邊盛裝的武士最少一萬人！”

    “在俄國，伊凡四世也召集由波雅爾、高級教士和封地貴族組成的縉紳會議來制定全國的政治經濟政策；英國更在三百年前確立了議會制度，逐漸形成了王在議會的慣例，國王無權擅自制定和終止法律；在法國，路易十三也無權隨意剝奪別人的生命，而只能把自己瞧不順眼的人送入巴士底獄。反觀在中國，那些權力與中國皇帝根本就是連提鞋都不配。”湯若望說道。

    南懷仁明白了：“如果中國皇帝下一道圣旨，要全國傳播我們的宗教，那我們就成功了一大半！”

    湯若望手拈胡須道：“孺子可以教也！”

    他說的是中國話，其他三名神父亦說中國話，他們在中國傳教，都能說中國話。

    “問題是如何得到中國皇帝的信任！”利類思指出道。

    大家陷入了苦思中，財富？女人？榮譽？

    都一一被否了，最終南懷仁從他的行李箱里找出了一批手稿道：“或許把這些獻給中國皇帝，我們會有機會！”

    南懷仁帶來的手稿中有大數學家費馬的費馬大定理、費馬小定理、求切線、求極大值和極小值以及定積分方法；還有克里斯蒂安·惠更斯，荷蘭人，乃物理學家、天文學家、數學家，他的《雙曲線、橢圓和圓的求積定理》、《論賭博中的計算》（關于概率論的科學論文），還有圓、二次曲線、復雜曲線、懸鏈線、概率的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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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神父看了手稿，一致認好，于是，這些信奉帝的神父們，就專心致志地研究起科學，打算把科學獻給中國皇帝！

    當時中國間諜機關在歐洲也搜集類似的資料，但由于信息的不發達，間諜搞不到這些資料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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