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門神學院，除了教授天主教義之外，也有一些自然科學，其之人多是耶穌會派往國的傳教士。
王彥隨著柏應理，在神學院內參觀一日，覺得十分新，他發現西夷重于對事物的規律和本質的探索，而華則善于總結經驗，兩者之間存在很大差別。
不過王彥細想之下，其實華也有類似的思想，《禮記·大學》便有，“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之言，只是自明以來重八股，加之理學思想被歪曲，才丟掉了許多原來的東西。
神學院，西夷在算學，航海方面的成績，以及柏應理描繪的西方諸夷于海爭霸，四處開海吞地之事，讓王彥感到驚訝，而最讓他驚的則是西夷所繪制的一副萬國圖，此圖與萬歷年間，西儒利瑪竇所繪《坤輿萬國全圖》，有很大不同。
在《坤輿萬國全圖》，大明居世界央，而眼前這幅圖，大明卻在地圖一角，這令隨行的陳邦彥等人時分不快，但王彥卻不知怎么的，卻看得入神了。
他心沒有陳邦彥等人的憤怒，反而生起一股強大的危機之感，于是他提出想將眼前的萬國圖，帶回廣州，柏應理自然沒有不答應的道理。
一日看下來，王彥不得不承認，經過神學院培養出來的傳教士，每一個都是難得的人才，幾乎個個都涉獵鑄炮、航海、算學、水利等方面的知識。
相之下，大明的院，卻只教授四五經，對于雜學都很少涉獵，而教導出來的士子，也多是只能寫章，卻既不懂農政、水利，也不懂管理地方的偏才。
在朝廷運作之，這些考進士，得以做官的士人，往往要在地方摸爬滾打很長一段時間，才能學會如何治理國家。
對于國家大事，如治河，興修水利，筑城，工部的官員也要進過摸索，才能勝任，其對時間與資源的浪費可想而知。
王彥看見神學院，除了教授神學的課程之外，其他七成都是雜學，心里有些驚訝，但又不得不承認，如果大明的各級院，也開設諸如算術，農政，水利，鑄炮等等雜學，那培養出來的士人，必然只會章詩詞的士人，要強太多。
其實華在很久以前，也并非只重詩經注，早在春秋戰國，百家爭鳴之時，孔圣人因材施教，弟子百人，士農工商，來自社會各個階層，但如今卻唯重士人，而古時六藝，今時也唯重而已。
王彥在看完神學院之后，心不禁一陣感嘆，他驚嘆西夷成之時，也發現華原本也有這些思想，只是后來逐步被舍棄了。
自國變以來，王彥心一直都在思考，堂堂華夏，為何卻被撮爾小族擊敗？
在面對兩都淪喪，朝廷屢戰屢敗的情況之時，任何大明的士人都會反思，都會問一個問題，這是為什么？大明不是天·朝國嗎？為什么如今敗得這么慘？
王彥曾想過，這是因為百姓不知華夏，可漢唐之時，百姓也同樣如此，卻為何能威震夷狄？
想來問題只能出現在朝廷和士大夫階層了。
因為我們丟掉了許多好的思想和精神，所以變成現在的模樣。
柏應理說，西方經歷了長達數百年，黑暗無的世紀后，十字軍從阿拉伯世界，帶回來大量古希臘、古羅馬的典籍，使西方發生藝復興。
他們從那些已經消失的明，尋找到柏拉圖、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等先賢的光輝思想，使世紀的西方走向光明。
王彥在面對堂堂大明，漢民萬萬卻打不過區區二十萬滿夷的屈辱現實時，不得不使他開始思變，不得不使他想到，重拾漢唐的尚武，重拾宋時的開闊，博大。
王彥想從重拾華曾經的精神，從“民貴君輕”減民疾苦，收拾人心，從“選賢任能”提拔人才，從“犯強漢者，雖遠必誅”，重拾尚武，不覺間，“變法”二字，浮現在王彥心頭。
王彥想要改革稅制，開財源，收商稅，減農稅。想要改革院，加入雜學，想要提身武將地位，做到武并舉，但事情卻不會那么簡單，那么容易實現。
自古改革必有新舊之爭，激進保守之爭，王彥真要改變，每一樣都會遭受傳統勢力的反擊，不說別的，說讓院教授雜學，他便會被士林罵死。
這時，王彥心雖有想法，但肯定不可能立馬實施，但他卻決定慢慢的做些改變。
離開神學院時，王彥許諾，允許耶穌會在廣東傳教，但希望柏應理能為他推薦一批人才，他需要再廣州，將鑄炮坊從新建立起來，而且他準備將軍的武院正式化，除了教授兵戰策之外，對于火器，步戰，騎戰，后勤，都進行一定的教導。
柏應理立馬應下王彥的要求，并寫信給遠在福建傳教的艾儒略，讓他到廣州幫助王彥建立鑄炮坊，并在廣東發展基督教。
次日，王彥領著人馬，帶著從葡萄牙人處購買的一百門火炮趕回廣州，便立馬將火炮交給施瑯。
這些火炮與大明自行建造的火炮相，確實精良一些，這源自于西夷精益求精的態度。
施瑯命人將大炮裝三艘福船，當然此福船無法與鄭和下西洋的福船相，要小幾號不止。
“轟隆～”“轟隆～”的炮聲響起，施瑯高興的謂王彥道：“國公大人，此西夷火炮，射程遠，而且在精度，也自鑄火炮要強許多。在大海，戰船迎風破浪，在航行很難被擊，但有了這批火炮，粵地水師的炮擊，至少能十其三，末將有把握出海矣。”如今客民已經準備遷入瓊州，而瓊州島的揚州百姓，亦急需物資支援，但鄭氏扮作海寇四處襲擊粵地海船，使王彥根本不敢派船出海。
現在王彥聞施瑯之語，立馬問道：“將軍有幾成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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