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薊王所料。

    牽風船一經露面，技驚四座。

    往來游弋，隨船吊轉動絞車，將拖網撈出水面。滿網魚鮮，著實眼饞。

    搬動機關，船翼翻轉。網中魚鮮好似大雨傾盆，盡落后甲板下魚艙。艙內漁夫，分門別類，或送入水箱續命，或埋入鹽堆保鮮。拖網之效率，何止撒網百倍。須知，一網撒下，不過網羅“一網見方”。網下又能有多少魚獲。且二次撒網前，需重新整網，不等天黑，又著急返港。一來二去，耗時極多。拖網拖弋船尾，隨牽風漁船，往來馳騁。一網所獲，可想而知。

    更有甚者，撒網、捕撈，皆由機關驅動。便是吊上甲板，亦直落魚艙。省時省力。

    粗略計算，一日所獲，堪比一季魚獲。

    這還了得！

    句章漁人，齊來求購。然悉知百萬售價，如兜頭一盆冰水，前后涼透。

    待心平氣和，再想。自知合情合理。一日所獲，堪比一季魚獲。如此海捕利器，焉能便宜。海商含笑取一縷網繩，遍示眾人。見此網繩，乃是用細鋼絲混合苧麻繩，多股纏繞編成。以此繩，編織成網，自當堅韌無比。亦唯有此網，方能將一網魚獲，輕提出水。而不會崩斷。

    窺一斑而知全豹。牽風船技藝之先進，遠超想象。

    只是百萬巨資，不砸鍋賣鐵，如何湊齊。

    見艙內眾人，長吁短嘆。海商言道：“若時難周轉，可分期償還。”

    “愿聞其詳。”漁人脫口而出。

    海商笑容可掬：“首付一成。余下可分十年期，月月償還。前六月無息，半年后百取一，一年后百取三，三年后百取五。五年后，百取十。”每每言及此處，海商便輕車熟路，將早已擬定好之券書范本，雙手奉上：“只需在貲庫開立賬戶，便可簽約，得償所愿。”

    “何為百取一、三、五，十。”漁人抱以警惕。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以十年貸九十萬，月償七千五百錢為例。”海商如數家珍：“半年無息，半年后百取一，月多償利息，七十五錢。”

    “原來如此。”漁人頓時松氣：“乃月償七千五百錢之百取一、百取三、百取五、百取十。”

    “然也。”海商和煦而笑：“非是總額，不過月錢耳。”

    漁人追問：“若有閑錢，可否先償。”

    “可也。”海商手指券書：“券中此條，赫赫在目。吾王威信天下，薊人豈能背主謀私。”

    言及薊王，漁人終得安心：“敢問商家，如何才能開立賬戶。”

    海商兩眼精光畢露，一閃而逝：“其法有三：其一，得五戶薊人作保；其二，與薊人有通家之好，只需親家作保；其三，落籍薊國，戶戶可得。”

    眾漁人思前想后，這便言道：“家中頗有田宅，不忍丟棄。不知商家，可愿與我等作保？”

    “有何不可？”海商欣然點頭：“市內友人，連我在內，當可湊足五戶。”

    “大恩不言謝。”漁人齊齊下拜。

    “諸位須知，凡三月不還，視為背約。前款不退，船只收回。”海商有言在先。

    漁人鄭重抱拳：“多謝告知。”

    “券書在此，只等諸位簽押。”海商取券書奉上。

    利字當頭，有進無退。漁人依次簽押，自去開戶不提。

    恭送漁人出門。海商吹干墨跡，長抒胸臆：“吾王威天下，果不以兵革之利。”

    初夏正當海捕。

    首付十萬，三日講解，牽風船揚帆出港。

    一網下水，無往不利。魚獲蜂擁上市，產量陡增。乃至港口漁商，無力收購。滿船魚鮮亦無處存放。如之奈何。

    便在此時。海市一艘大舡，徐徐立旗：“魚鮮（工）坊”。

    機關驅動，掛鉤去鱗、剖腹開膛，鹽水沖洗、煙熏烘干。待包裝出坊，已成干貨。

    句章港市，自上而下。連人帶狗，目瞪口呆。

    便有海市商人，近前詢問：“魚干賣否？”

    自然賣得！

    市價收購，直接到賬。人入貲庫，隨用隨取。不要太方便。

    甬東港城，漁港、船塢、鹽牢、工坊、邸舍、商肆、酒壚、湯池、客舍、市樓、城倉、番市、蠻夷邸、市舶寺，如雨后春筍，接連建起。換鹽、修網、上油、清艙……殘血夜入船塢，明日必滿血取回。還有何話好說，娘親！揚州漁人，紛至沓來。遷居中山洲，入籍薊國不提。不僅漢人如此，島夷已如此這般。走出蠻荒，遷入臨近薊國港城，耳濡目染，不斷向化。

    薊國大舡又運來嶺南青壯健婦數萬。截流治水、捍鹵蓄淡。筑路造堤，通渠圩田。街衢四通，舟橋相連，不斷向內陸延展。

    甬東港長，授予番禺董正。

    焦矯亦如愿，獲番邦通商權。于港市中起高樓，自號‘胡老館’，專與番商互市。前漢時，鹽鐵專營。便是后世所謂“許可證制度”。為重農抑商，前漢武帝時，推行“算緡告緡”、“均衡平準”、“謫發商賈”等，一系列措施。并規定：“商賈人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對商人征收車船稅。今漢雖未行抑商，然光武帝時，桓譚亦曾提出“禁民二業”之主張。雖終未能執行，然焦矯未雨綢繆，先得薊王許諾，再與番商互市。可謂老謀深算。有備而無患。

    話說。是否置《對外貿易許可證》，薊王亦思許久。權衡利弊，并未執行。之所以要抑商，只因商貿過于繁盛。“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不遠者，利在前也”，“雖有關梁之難，盜賊之危，必為之”，于是乎“民棄本逐末”。

    時“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為巧，充盈都邑，務本者少，浮食者眾”。以至于“車船販賈，周于四方；廢居積貯，滿于都城”。甚至，烏桓寇云中，一次即“遮截道上商賈車牛千余兩（輛）”。于此足見一斑。再深思，除去人口、資源、技術、物產，皆隨兩漢大興。牛馬眾多，道路通達，內政外交，亦是必要便利條件。漢之強，非設身處地，而不可盡知也。

    除去各自為商，互通有無。商業聯盟，亦現端倪。

    所謂“中舨共侍約”，即合伙商販，共同訂立契約。民間資本，開始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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