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佩蘭斯基懂英語，這解決了他跟周瑯之間直接溝通的問題。

    在斯佩蘭斯基來到中國之前，他的資料周瑯就已經(jīng)得到了，沒想到是一個影響力很大的人。被稱作以智慧、工作能力及杰出的管理才能，讓他成為俄國事實上的首相。

    之所以加個“事實上”，因為他不是真正的宰相，而是以顧問的身份為沙皇服務，通過沙皇實現(xiàn)他的主張，因此并不是直接掌握權(quán)力的權(quán)臣。

    也因為如此，周瑯才一直沒有掌握這個人的情報，不是中國情報機構(gòu)太過落后，而是因為跟俄國之間的溝通障礙，根本不可能讓情報機構(gòu)關注到一個沙皇的顧問身上，因為沙皇的各種顧問實在是太多了。

    在彼爾姆釋放了流放中的斯佩蘭斯基之后，周瑯才得到他的情報。他是一個來自貧苦的鄉(xiāng)村教士家庭，這種身份，讓他不是大貴族，但依然可以擁有農(nóng)奴。因為俄國的農(nóng)奴制太普遍了，許多階層都可以擁有農(nóng)奴。國家有國家農(nóng)奴，貴族有地主農(nóng)奴，宮廷有宮廷農(nóng)奴，教會還有教會農(nóng)奴，只要你是一個自由的身份，你就可以買賣農(nóng)奴。甚至有些農(nóng)奴自己都有農(nóng)奴，只是不受法律保護而已。

    斯佩蘭斯基的出身，讓他不至于像貴族那樣考慮問題，讓他更貼近農(nóng)奴，同時他的出身也讓他可以受到良好教育，各種機緣讓他的世界觀跟歐洲正在發(fā)生的資產(chǎn)階級精英的世界觀保持一致，認為西方就是先進，這種思想在俄國有廣泛的市場。

    所以亞歷山大沙皇十年前就開始嚴查歐洲書籍流入俄國，刑罰十分嚴重，偷運某些書籍可以直接處死。

    從斯佩蘭斯基的教育背景，周瑯看不出有什么特別，他在圣彼得堡神學院完成的教育，在這里他成為了數(shù)學和物理學講師。能在大學留下當講師的，往往有很強的學習能力。但并沒有在西方的大學受教育，很難解釋他的世界觀的演變。

    然后因為他的才能和素質(zhì)使得他受到了政府的注意，被庫拉金親王招為秘書。不久后斯佩蘭斯基就成為最有才能的帝國官員。這些說明此人確實在行政上很有天賦，通過結(jié)交權(quán)貴進入政治活動中來，這對一個牧師家庭出身，又在大學任教的知識精英來說并不難，文藝復興之后，結(jié)交學者就成了歐洲貴族自我標榜的一種方式。

    可進入政治圈子，跟展現(xiàn)出能力是完全不一樣的。只能說斯佩蘭斯基是真的有才能。

    斯佩蘭斯基的命運是從1808年之后開始改變，這年亞歷山大一世帶著斯佩蘭斯基一起參加愛爾福特會議，并派他與法皇拿破侖一世進行直接會談。傳說拿破侖盛贊斯佩蘭斯基是俄國唯一頭腦精明的人，其實這是一句罵人的話，拿破侖也稱贊說葉卡捷琳娜大帝是俄國唯一的明白人，實際上就是在諷刺俄國沒有頭腦清醒的人。

    在亞歷山大一世的堅決要求下，斯佩蘭斯基受遣與拿破侖進行多次關于俄國行政體制改革的討論。

    不知道是不是從這時候，斯佩蘭斯基接受了法國大革命的理念，試圖在俄國推廣基于三權(quán)分立原則的政治制度。他設想建立一個以一系列杜馬為基礎的憲政系統(tǒng)，鄉(xiāng)或鎮(zhèn)立法會議（杜馬）選舉縣立法會議議員，縣立法會議議員選舉出省立法會議議員，后者則選舉出帝國立法會議（國家杜馬）或國民議會的成員。

    作為居中平衡皇帝的權(quán)力以及杜馬的權(quán)力，斯佩蘭斯基還計劃設立國務會議。該機構(gòu)在形式上模仿拿破侖法國的****會，斯佩蘭斯基在該機構(gòu)中擔任國務秘書。這個由專家組成的機構(gòu)的成員由皇帝任命，協(xié)助皇帝開展立法工作，但無權(quán)限制專制政府的原則。

    大革命后的法國，已經(jīng)成為歐洲各國競相模仿的改革對象，從這一點上來看，上層不是沒有改革的意愿，只是他們需要權(quán)衡，真正認為上層因為個人利益而阻撓改革這種說法，實在是太底層了。

    所以沙皇也想從法國學到一些先進的東西，畢竟這時候的法國實在是太強盛了，于是結(jié)束跟拿破侖的會面，跟法國簽訂了一些條約之后。沙皇在1808年年底，授權(quán)斯佩蘭斯基擬定一些改革的文件，包括《1809年國法概論》、《1809年國家法典草案》。

    斯佩蘭斯基希望又國家杜馬、國王、參政院，這三個權(quán)力機構(gòu)平衡國家權(quán)力系統(tǒng)，打造類似法國的三權(quán)分立制度。盡管這些改革限制了沙皇的權(quán)力，可沙皇并沒有因此而打擊斯佩蘭斯基，真正讓他倒臺的，是他得罪了太多的貴族，而他被貴族們抓住了把柄。

    斯佩蘭斯基希望改變俄國貴族把持權(quán)力的現(xiàn)狀，讓真正有才能的人管理國家。從葉卡捷琳娜二世開始，宮廷貴族都有官銜，而且會隨著年齡的增長有所提升。這些貴族們大多數(shù)都游手好閑，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生活得悠閑自在。御史提出有宮廷封號、頭銜的貴族都應該有自己實際的工作崗位，而不是尸位素餐，單是有個官銜什么都不干。

    他的改革為貴族的晉升設置了障礙，改變了他們的生活軌跡，也就自然會遭到反對。斯佩蘭斯基還建議，所有的官銜都需要經(jīng)過考試，合格者方能勝任。這讓貴族們想保住原先的地位，就需要努力學習，努力工作，這種生活狀態(tài)的突然轉(zhuǎn)變讓貴族們無法接受。

    斯佩蘭斯基在1809年開始進行宏偉的改革，1810年10月成立國務會議，但僅此而已，大多數(shù)改革沒有落到實處，還得罪了太多的人；沙皇出于大局考慮，同意斯佩蘭斯基的《自由農(nóng)民法》被列入憲法，并在波蘭和芬蘭試行。而俄國本土涉及面太廣，暫時不執(zhí)行。

    盡管大多數(shù)被貴族反對的措施實際上沒有施行，可貴族們普遍怨恨斯佩蘭斯基，把他視作法國人的走狗，這在俄國跟法國結(jié)盟狀態(tài)下，還沒有什么，可是當拿破侖侵入俄國之后，斯佩蘭斯基就倒霉了。

    貴族們將他包裝成間諜，污蔑他偷偷閱覽宮廷機密文件，是要給拿破侖傳遞消息云云。

    沙皇亞歷山大未必不知道這是污蔑，可他還是流放了斯佩蘭斯基，就好像漢文帝明明知道晁錯是一個忠臣，康熙明知道蘇克薩哈是一個忠臣，可最后都殺了晁錯和蘇克薩哈，這是骯臟的政治，沙皇必須平息大多數(shù)貴族的怒火，以免他們站在拿破侖一邊。

    于是斯佩蘭斯基被流放了。

    而這個人歷史上最大的成就，其實是編制了《全俄羅斯法典》，沙皇也是以編制法典的名義，把他從流放地放回來的。

    可是這樣一個人，能夠被周瑯利用嗎？

    周瑯對此都不報信心，但他決定親自敢斯佩蘭斯基談一談。

    此人是在三個月后來到南京的，一路上走最快的軍事通道，一路放行。

    倆人交談了很長時間，從世界歷史到歐洲文化，可以看得出此人十分博學，尤其擅長法律。似乎改革者都出自法家，中國如是，西方也如是。

    “我本人對您的學識十分敬佩。對您的際遇感到惋惜。為什么您不試著施行一下您的那些想法呢？”

    周瑯最后看著他誘惑道。

    斯佩蘭斯基的神色動了動，然后搖了搖頭。

    “俄國必須是在沙皇的領導下進行合理的變革！”

    他堅持說道。

    才能到了這種程度的人，很多事情都不用直接點破，他很容易就能猜到周瑯想要什么。

    周瑯搖頭嘆道：“可能您理解錯了。我也是一個一直在進行變革的人。知道變革中的難度，一來對您的遭遇感到惋惜和不平，二來我也想在俄國做一個試驗。看看三權(quán)分立的原則是不是適用于所有的民族和國家。而且您不覺得俄國實在是太落后了嗎，難道你們要一直這樣下去？”

    斯佩蘭斯基還是不動聲色。

    周瑯繼續(xù)道：“農(nóng)奴制這種古老的制度，也并沒有什么罪惡，只是他實在是到了該革除的時候。中國兩千年前就已經(jīng)沒有了奴隸制，歐洲也在廢除農(nóng)奴制，只有俄國還在固守這一套。恐怕用不了多少年，俄國就將被世界文明所淘汰。”

    斯佩蘭斯基不悅道：“您說的是奴隸制不等同于農(nóng)奴制。農(nóng)奴不是奴隸，農(nóng)奴只是在法律上被封建義務束縛住了。”

    周瑯笑道：“奴隸也是法律上的身份，生物學上，大家都是人類。我不是跟您爭論學術(shù)問題，我是想跟您討論一下社會問題。我國并沒有法律意義上的農(nóng)奴制，可我們的農(nóng)民也被束縛在土地上，被宗族觀念，親情以及城市的風險壓在土地上不敢動彈。所以我有時候在想，人并不是被法律或者制度所束縛，而是被自己的心束縛了。所以我對您的改革有些不一樣的理解，或許您從一開始就錯了。”

    斯佩蘭斯基想了想道：“您用哲學層面的道理來解釋政治是不正確的。歐洲已經(jīng)向我們打開了一扇門，他們證明從法律上廢除農(nóng)奴制是可行的。”

    法學家總是認為所有問題都可以通過法律來解決，可惜建立法治文化很難，沒有法治文化，所有人都對法律不尊重的話，通過法律改革就無從談起。

    周瑯鼓勵道：“也許您說的對。您的想法真的值得一試。我建議您可以試一試。另外我不是想借助您來統(tǒng)治俄國。我國跟貴國的戰(zhàn)爭遲早會結(jié)束，俄國的還是俄國的，我國的還是我國的。你愿意試一試嗎？在我軍控制區(qū)建立一個按您的方式運轉(zhuǎn)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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