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王輔茞代表的官僚集團跟皇帝的對抗，讓周瑯是極為驚訝的，之所以驚訝是因為沒有想到。
因為他跟王輔茞為代表文臣集團并沒有表現出來的矛盾這么激烈，之前也有沖突，但問題都不大，而且不是因個人慾望而起的權力爭斗，基本上是理念之爭，爭論也都在君子之爭的范圍內解決，但這次卻直接激化了。
跟王輔茞對文臣們的士大夫風骨壓倒皇帝的為所欲為而竊喜不同，周瑯感覺到情況要嚴重的多。
大體上，現在的官僚機構分為兩塊，王輔茞以丞相身份總領六部，周瑯則在六部之外利用內務府之類的皇家機構，打造了現代商業稅收體系、工業管理體系等等。
兩套機構都有各自的財政支持，因此越來越獨立。
但對抗還不至于，因為明清時期的丞相權力是越來越小的，兩朝都不設丞相官職，明朝還有丞相的影子，形成了內閣首輔制度，滿清干脆連這個制度都沒有形成，皇權強大無比。
大周接過來的是滿清的政治體制，所以王輔茞雖有丞相的職位，權力上甚至不如明朝的內閣首輔�；旧隙綋嵋患壍墓賳T任免，都是周瑯親自定的，王輔茞擁有建議之權，而沒有決定權，他可以推薦候選人，卻做不了主。知府及以下的官職，丞相可以直接任免，這是他的權力范疇；可他卻又無法一言以決，不是他想讓誰當官，誰就能當官的，其中有一套嚴密的程序。就像丞相有向皇帝推薦督撫人選的權力一樣，主管全國官員任用的是吏部，就算丞相也得通過吏部來走這套程序，事實上吏部可以直接任免縣令，不需要丞相批準。
所以在最重要的人事權上，王輔茞基本上只對州府官員有決定權，還要受制于吏部。吏部不推薦，他無權任用一個不相關的人。
故老相傳的這一套制度，之所以能讓中國保持兩千年的領先，不是沒有道理的。他其中的制衡道理很深刻。
但周瑯覺得，這種制衡在明清時期基本流于形式，主要是被太多的人情所干擾，沒人愿意得罪人。改革人情社會的風氣，比改革吏治更難，所以周瑯暫時不考慮移風易俗的問題，他只能考慮如何把人情的干擾從這種制衡的政治制度中排除出去即可。
所以從最開始創業，他就一直堅持一個原則，各部門之間獨立運作，不受其他部門干擾。吏部的官員，一定是從縣衙的吏科吏員慢慢爬上來的，而不是突然把戶部尚書調到吏部任職。沒有這種操作。
于是六部就成了六個獨立的官僚體系，不會形成錯綜復雜的人脈圈子，戶部的圈子就是戶部的，吏部的圈子就是吏部的，當然還是無法排除同年、同鄉之類的關系圈子，可畢竟利益圈子縮小了。
這樣吏部官員任用的時候，就不用考慮某個候選人的爹是戶部尚書，這個戶部尚書聽說要調來吏部任職了，所以趕緊提拔他兒子，好討好一下上級這樣的現象。
戶部撥款的時候也不用考慮，這個項目的負責人的二大爺是戶部侍郎，很有可能要升遷成尚書這樣的事情。
而且這樣不但排除了人脈圈子過于復雜的現象，而且保證了專業性，一個戶部尚書突然調到工部，他不可能具備工程師的專業技能，一個禮部主掌祭祀儀式做的好的官員，調到戶部去也不可能馬上就精通會計了。
可是這樣保證了專業性之后，卻不可避免的出現了另一種政治現象，叫做派系！
這種派系因部門利益而凝聚在一起，凝聚力極強，確實在履行職責的時候受到的干擾更小，卻也在權力傾軋的時候，戰斗力更強。現在還沒有顯現出來，因為國家初定，上層基本穩定，不存在大規模的人事變動，可如果將來丞相職位空缺，估計六部尚書都會瘋狂競爭，各自派系的官員會亂作一團。
情況甚至可能會超出六部，因為現在六部甚至都可以算作一個派系，領袖是王輔茞，而周瑯組建的那一套工商業體系的官員，則算是另一個派系。
這不是周瑯的猜測，而是已經形成的事實，他已經確定，工商業體系的官員，已經有了自己獨立的身份認同，大家雖然不可避免的要跟傳統六部系統的官員交流，但他們自稱皇選官。
他們自成一派，往往都是從各種官辦學校畢業，進入工商業系統任職，一路升遷上來，由于這些系統都是皇帝親自掌管，由內務府管轄，他們在學校的時候就已經開始自認天子門生，進入官場就自稱皇選官。
相對應的，科舉出身的六部官員，則自稱科選官。
連六部都不互動，更何況專業性更強的工商業和傳統民政官員了，所以這種身份認同不但出現了，而且一定會越來越深刻。
周瑯不能任由這種情況繼續發展，所以他才急迫的推行科舉改革，他試圖讓科舉出身的官員跟學校出身的官員在知識層面變得更加接近。
但可惜改革的初次嘗試就因為傳統官僚的激烈反對而結束。
周瑯在改革的道路上是不會回頭的，他可以繞路，但絕對不會后退。
通過最頂層的科舉改革這條路走不通，因為科舉可能是傳統官僚的基礎，是他們的核心，動一下就有大夏將傾的感覺，所以從心理意識和利益層面出發，他們都會激烈的對抗。
如果一定要跟傳統官僚對抗，周瑯更愿意用學校出身的官員，來取代那些科舉出身的官員，也就是用皇選官來壓到科選官。
周瑯決定發動一場政治攻勢。
既然是攻勢，那肯定要用自己的長處攻擊敵人的短處。
皇選官有一個最大的優勢，那就是清廉，并不是他們的道德比科選官更加高尚，而是因為周瑯打造的工商業制度更加完備。
首先，在諸如征稅體系中，他就盡力避免那些可以給人鉆孔的稅制，早先連稱重都不做，因為缺乏足夠監督的人力。
再次，周瑯還有完整的會計檢查機制，不定期對所有賬目進行抽查，抽查出問題后會翻倍擴建，還有問題，則全面檢查。
第三，周瑯的官員工資水準相對比科選官要高一半左右，因為大都是專業人士，周瑯認為專業技能應該有所回報。
漏洞小，監督大，收入水平高，在道德水準相同的情況下，腐敗情況自然要輕很多。
一個兩個人還顯示不出來，可皇選官都形成了派系，這個規模已經是以萬計算了，如此規模的官僚系統，已經出現了自己的文化，皇選官自己都覺得自己有清廉的風格，這種滲透到了文化層面的習慣，反過來強化了清廉。
在民間，皇選官們也已經建立起了自己清廉的形象，商人們發現跟皇選官打交道，根本不用送禮，而跟科選官交往，禮尚往來是少不了的。
雖然他們的清廉不是因為道德，可民間就是把清廉當作道德，而且皇選官文化的形成，他們也將清廉行為認為是一種道德規范，給自己在心理上戴上了一種崇高的面紗。
于是皇選官開始看不起科選官，認為那就是一群腐敗分子，而科選官也排斥皇選官，認為那就是一群粗坯，讀的圣賢書少，又不懂風雅，算盤打得精，做事作詞半句不會。
而且科選官始終不承認他們在作風上有問題，有皇選官的競爭，加上新朝風氣，以及王輔茞還算干練，官場的腐敗風氣并不濃烈，跟乾隆時期比是差的遠了。因此科選官堅信之所以大家都說科選官腐敗，主要是科選官人數更多，導致出現的貪官多，造成了科選官都是貪官的假象，那只是個別老鼠害了一鍋湯。
但周瑯很確信，科選官中的腐敗分子肯定很多，因為是從滿清繼承的行政體系，而且對接的正是最腐敗的乾隆末期，制度上到處都是空子，人員上基本沒變，這樣的情況下，肯定保留下了大量的貪腐文化。
就好像滿清入關之后，順治、康熙一直到雍正，腐敗問題都很嚴重，跟歷朝歷代開國初期的清廉形象大相徑庭，就是因為滿清接納了一個腐敗的明朝官僚體系，制度沒變，官員沒變，腐敗自然也不會變。
所以周瑯打向官僚系統的第一槍，就是從查貪腐開始。
而且他不從上層動手，打大老虎風險太大，他從科舉改革中吸取經驗教訓，動頂層的難度比動基層更大，但基層相對反而更重要一些。
所以他從基層動手，他抽查了三百多個縣的歷年賬目，結果馬上就確定其中八十個縣的肯定有問題。另外兩個多個縣有沒有問題則不好說。
要查他們太容易了，都不需要派間諜去刺探，直接從六部檔案中調他們的匯報的錢糧賬冊就可以了。
數字不會騙人，把這些數據跟臨縣的對比，周邊各縣都增長了十個點，或者下降了十個點，你只增長了五個點，或者下降了十五個點，這很容易就判斷出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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