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突破口是周瑯發現中國官員不太樂意管洋人的事情。

    這種現象周瑯從歷史書上都讀到過，可一般理解為滿清官員畏敵如虎，將其視作是封建統治者的色厲內荏，只敢對本國老百姓蠻橫，對洋人奴顏婢膝，這種帶著情緒的批判，顯然有失公允。

    到了這個時代，周瑯也發現了這種情況，一開始他是不太理解的，如果說鴉片戰爭后的滿清官員是畏洋如虎的話，那么乾隆時期的應該不存在這種情況，可官員們還是不太樂意跟洋人打交道。

    后來周瑯了解了，是嫌煩！

    這主要是廣州官員，因為早先是一口通商，只有廣州的官員能接觸到洋人。

    夷人事多，這是廣州地方官的普遍心態。

    他們認為這是蠻夷不懂得容讓，凡事都要爭。

    在西方人看來，這是權利意識強。可中國傳統統治學講究的是息訟，也就是不鼓勵老百姓打官司，認為打官司是民風不好的體現，是大家不夠和睦。所以那個地方的官司越多，則說明當地民風不好。

    這種觀念可不是一般懶惰官員的觀念，而是文官中十分普遍的心態，明朝大圣人王陽明這種人都抱有這種觀念。

    有一個故事流傳很廣，王陽明在地方做官，他一個朋友要告別人，王守仁說：“你等數日直到心平氣和時再來和我說。”過了幾天那人又來了，說他已心平氣和了。所以來告狀，王陽明說：“你都心平氣和了還來干什么”。

    這個故事很能反應中國人的傳統政治思想，那就是鼓勵忍讓、包容的社會風氣，因為儒家強調的是仁愛這一套東西。

    王陽明后來創制保甲性質的中也明確規定，“十家之內有爭訟等事，同甲即時勸解和解，勸解無效才許見官。”“心要平恕，毋得輕易忿爭;事要含忍，毋得輒興詞訟。”

    王陽明這種人物都不鼓勵打官司，更何況普通文官呢。甚至連孔子都說：“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鼓勵息訟“使民無爭”的理念。

    如果光是嘲笑孔夫子、王陽明這樣的儒家圣人迂腐，那就太淺薄了。他們這一套理念，是基于一整套儒家道德邏輯的。他們打造的傳統社會統治體系，是家天下理論，國是由家擴大開來的，一個個家庭是組成國家的基礎。

    秉持的是以親情為基礎，由家庭擴充到社會，再擴大到國家，甚而擴大到整個天下的德治思想。利用這種以家庭為根基，再向外擴展的治理思想，利用情感共同體對社會秩序進行自我維系和自我管理。

    這一套理論被儒家不斷推廣了上千年，已經漸漸形成了牢固的傳統。至少在鄉村社會，鄰里之間產生糾紛，往往不會訴諸于法律，而是找長輩、德高望重之人來評理，一個宗族的，大家到祠堂里去公論，在祖宗面前把事情講清楚。

    甚至到了21世紀，中國人依然是最不喜歡打官司的民族。甚至本能的產生出一種打官司很丟人的感覺，一旦出現想要用法律解決問題的想法時，親戚朋友往往也會勸說，“有事好好說說，最好不要打官司”。這時候親戚朋友起到的，就是長輩和德高望重之人的作用。

    正是建立了一套基于儒家宗法制度的文化，中國古代王朝才能用最低的成本進行統治，才能做到皇權不下鄉而能管理整個社會和國家。

    一個縣動輒十萬甚至幾十萬人，像廣東的番禺、南海這樣的大縣，人口將近百萬，可公職人員就那么幾個，縣令加上師爺，一群吏員，總共不到百人。縣令要處理的問題，是方方面面的，他要管興修水利，要管征收稅賦，還要管維持治安，能用到審理案件的時間和精力還有多少？

    可偏偏中國的縣官還有時間喝喝小酒，吟詩作對。

    最大的原因就是他們讓老百姓養成了不愛找官府的習慣，出現糾紛除非萬不得已，絕不會找官府打官司。

    西方人則是另一種文化，鼓勵競爭意識，敢于斗爭被看作是勇敢，也是應該的。

    所以當西方人頻繁的找中國官員為他們處理跟商人的商業糾紛時，中國官員會覺得洋人很煩，不太樂意搭理。

    這種不太管洋人的心態，讓周瑯找到了一個簡單的切入點，他決定建立一套專門針對洋人的司法體系。

    不是他關愛洋人，舍不得洋人讓地方官打板子威懾。民族主義者看來，中國縣官打洋人板子非常解恨。

    但是法律的存在，他首先是用來保護人的，懲罰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而且，挨在洋人屁股上的板子，永遠不可能比打在中國百姓屁股上的多。

    周瑯決定另立一套體系的目的，主要是為將來進行司法改革摸索經驗。

    周瑯現在手里有一個很合適的人選，俄國法學家斯佩蘭斯基，他終于自我流放了。

    他跟沙皇達成了一切協議，沙皇答應保留他改革后的政府機構，可當中國軍隊撤退后，沙皇接手了占領區之后，馬上就翻臉了。不是他改革的不好，不是昏聵殘暴。而是因為沙皇需要利用貴族地主來盡快恢復統治，這些斯佩蘭斯基無法給沙皇，而那些貴族地主卻可以。

    于是斯佩蘭斯基要么被沙皇流放，要么自己干脆自我流放。

    周瑯授命他建立一套法律體系，暫時負責審理洋人在中國國土上發生的糾紛，管理洋人和中國人之間的法律糾紛。

    當然，這一套法律體系不是說建立就建立的，斯佩蘭斯基需要收集大量的中國習慣法，用這些習慣法編制法典。

    這不是一天兩天能夠建起來的，所以暫時還需要沿用傳統的，其中一些不合時宜的東西要去掉，比如刑罰和刑訊逼供方法。

    司法審理流程也需要改變，不能告狀的人來了，跪在法官面前，法庭上應該人人平等。

    跟斯佩蘭斯基溝通之后，周瑯覺得英國的審判流程就很好，也就是陪審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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