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大周官府架構，保留了一個傳統的殼子，但內里已經大變樣了。

    兵部從一開始就沒有按照傳統架構組建過，因為軍權自始至終一直都在周瑯的手里，所以他是按照自己的觀念打造兵部的。

    他對兵部的認識，是參照后世的國防部，他大量任用了一批軍校畢業的學生充任其中，甚至還從軍中調用了一些文化水平較高的軍官。但兵部是一個文官部門，這一點毋庸置疑。兵部官員沒有軍籍，而是跟六部其他部門一樣的文官品級。官服都是仿明代的衣冠禽獸，而不是軍裝。在形式上，兵部的官員，跟其他各部沒有任何區別。

    除了出身，兵部官員是最根正苗紅的皇選官。

    兵部管理著軍隊的后勤供給，軍官升遷任免等事務，通過兵部，皇帝牢牢控制著軍權。

    而另一個皇選官的大本營，則是皇帝的內務府，這個內務府其實也就掛了一個名而已，跟清朝為乾隆宮廷服務的內務府截然不同，雖然也壟斷了工商稅、關稅的征收，但內務府的開支大多是用到了對公，而不是皇室事務上。這幾年進行的戰爭，基本上都是通過內務府籌集的經費，發行的債券，也是用皇帝的名義來發行的。

    皇帝是通過內務府掌控著重要的財政大權。

    有財權和軍權，其實就掌握了對朝政的絕對控制，這就是為什么，這么多年大周皇朝看似兩套政府班子，卻始終保持穩定的原因。

    但皇權本身就是一個重大的權力，這幾年在跟王輔茞代表的官僚集團的政治博弈中，重大變革始終無法推行，但水滴石穿的權力滲透卻一直沒有停止，周瑯曾經嘗試從傳統官僚最核心的科舉下手改革，結果遭到抵制，失敗后他這些年一直都沒有嘗試過。

    可卻滲透進入了六部的其他部門。

    禮部的外交權力被剝離，但重要的制定禮儀和主持科舉的權力沒有動。

    吏部基本上維持傳統，但在傳統中，皇權就是吏部最上層的權力核心。

    滲透最大的，其實還是戶部，另一個財政部門，主持全國農業賦稅征收和戶口管理的機構。上次查賬結束之后，周瑯成功的向戶部派遣了監督，這些人將從總賬目上對全國州縣的錢糧征收進行管控，這些年還真的發現了不少問題。這些財務監督，全都是皇選官，精通會計。由于他們的工作出色，風評他們很快就會取代原本的戶部官員，徹底改變戶部。

    刑部是另一個無法動的部門，可是周瑯另立了一套司法體系，大大分割了刑部的權力，刑部開始越來越變成一個專辦刑事大案的部門，民事訴訟，老百姓更愿意去法院。

    情況就是，雖然周瑯打造了一套皇選官體系，但老的六部，也一直通過皇權在維系著。

    以前文官系統重，有一個位高權重的王輔茞作為主心骨，老官僚們還能團結一致跟皇帝博弈，現在王輔茞一死，已經失去了對抗皇權的所有可能。最上層的官僚，其實許多也不是科舉出身，有至少一半都是滿清的降官，這些人有污點，是最不敢戰斗的群體。

    阻礙皇帝徹底改革舊制度的所有阻礙已經消失，因此官場普遍判斷皇帝要大動了。

    盡管皇帝選了一個既有科選官身份，又有皇選官味道的黃求憂做丞相，但大家還是覺得皇帝還是會動，于是十分關心這個問題，跟黃求憂的私下往來十分密切。

    很快他們從黃求憂哪里得到了一個定心針。

    黃求憂十分確認的告訴大家：科舉不會變！

    對大多數人來說，只要科舉不變，他們的觀念，他們的地位，他們家族的未來就是可以得到保證的，大多數是地方鄉紳出身的官員，他們自信在科舉中，他們的子孫后代，他們的孔孟之道是可以得到傳承的。

    只要科舉不變，其他變動似乎就不傷根本了。

    果然大動作很快就來，有科舉不變的定海神針兜底，文官集團并沒有阻撓的絕對心態。

    另外這第一個大動作，還是已經被皇帝徹底馴服的戶部，改變也不太大，幾乎沒改戶部的權力，反倒是有所加強，名叫府庫合并，將內務府直接并入了戶部。

    將皇選官的大本營內務府并入戶部，這意味著將已經占了中國財政收入七成的商稅的征收權利交給了戶部，但戶部官員并沒有皆大歡喜，而是愁容慘淡，因為內務府并入戶部，也意味著一大批皇選官進入了戶部，可以想象，這些人不可能把權力交出來，跟戶部重疊的那些權力，恐怕還要收走。

    但之前的戶部已經被貪腐問題弄得焦頭爛額，沒人敢為戶部說話，又有不變科舉的定心丸，缺少主心骨的文官集團根本就凝聚不起來，新任丞相黃求憂怎么看都不可能成為這個官僚集團的主心骨，他在皇選官和科選官派系中間游走，同時在兩個派系中都沒有存在感，他更像是一個皇帝的傳聲筒，執行皇帝命令的打手。

    府庫合并之后，則是刑部改革。

    說是改革刑部，不如說是廢除刑部的司法裁決之權，規定刑部依然擁有緝捕盜賊之權，依然掌握著全國的巡捕衙役等武裝，但是以后抓到的盜賊，破獲的大案，不能在由刑部直接審判了，而是讓刑部上法院告狀，這其實就是建立公訴制度。

    其實真正改革的不是刑部，而是司法系統。包括那一套已經覆蓋到所有縣城的法院體系，還有新的大周律例。

    這套大周律例，是斯佩蘭斯基和一批法國法律專家，加上中國的訟師等組成的龐大團隊，用了三年時間，收集整理中國習慣法編制而成的。收集了從秦代開始的中國所有律法，進行了大量的討論對比。周瑯抽出時間參與了大部分的討論，在制定法律的問題上，他跟拿破侖一樣重視，所以這套法律中，不可避免的就會帶上周瑯的一些思想。

    比如對比秦朝法律，周瑯發現，秦朝對于見死不救等模式他人性命的行為，是有處罰規定的。甚至包括見到小偷偷東西，如果不去制止，那也是要受刑的。在法律原理上，這等于是將執法權下放到社會上的每個人了，任何人見到犯罪都有執法的權力和義務。周瑯加入的內容，顯然沒有秦法那么嚴酷，他規定在他人生命受到威脅的情況下，任何旁觀者負有不可推卸的幫助義務，這是鼓勵互相幫助，遠比費勁宣傳要有效，如果因為漠視而導致意外傷害的，旁觀者都要承擔責任。這就不是把執法權下放，而是賦予每一個社會群體更多的法律義務。之所以引入了秦法的這些內容，就是周瑯明白后世中國人對陌生人的冷漠。至于引起這種冷漠的訛詐等現象，則通過反坐來處罰，訛詐是很嚴重的罪行，訛詐失敗可是要反坐的。

    由于法國法學家參與其中，又帶有一些西方編制法律的方式，更加嚴禁和細致。同時也帶上了一些西方思維。比如周瑯支持廢除了殺人償命欠債還錢，而且還是父債子還等簡單粗暴的習慣法，對殺人罪行的裁定，十分細致，包括各種意外殺人，并不需要負有絕對責任。老子欠下的債務，子子孫孫一代代人負擔下去，也實在是不適合現代商業社會。

    總的來說，刑罰內容上，跟傳統法律是大相徑庭的，其實各國法律，包括奴隸制時代的法典，在內容上都有大量類同，因為人類對于罪惡的認知基本上是相似的，任何法律，都不可能縱容殺人放火等行為，因為法律終歸是用來維護社會秩序的，區別只在個別細節方面，而這些細節正是因為各國的風序良俗不同所致。

    比如中國人之所以出現父債子還的文化，主要就是因為中國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父債子還相比人死債消顯然更具有債權約束力，讓債主更敢于借債，這種文化的形成，可以讓窮人在遭遇災荒的時候，更容易從地主手里借到救命的糧食，因為他還不起他還有兒子，還有孫子。從負面來看，這種文化當然更有利于債主，而不利于債務人。出于保護弱勢群體的觀念，周瑯堅持人死債消的理念。

    還有一些中國跟國外不同的情況，曾經發生過有西方人因為挖掘古墓，而被當地村民打死，而官府裁定無罪的情況。這起盜墓事件，周瑯后來了解到，其實并不是為了盜掘財富，而是幾個法國學者在進行研究。由于一直沒有得到當地官府的許可，他們就私下雇人挖開了一座宋代古墓，這在西方是沒有多大罪行的，西方人進入教堂墓地，挖掘研究，很少會遇到不許可和阻攔的情況，更不可能發展到被憤怒的村民打死的情況。

    但是中國的古墓并不一定是公墓，也許法國人偷偷挖開一座宋朝皇帝的墓葬，反而沒人打死他們，但挖掘百姓的墓地，問題卻很大。傳統觀念中，挖墳掘墓是很嚴重的，挖人祖墳如殺人一樣。那座古墓雖然是宋代墓穴，但后人未絕，而且在當地發展壯大，是名門望族，宗族長老認為是他們的祖墳風水好，結果祖墳給洋人刨了，如何不憤怒？

    西方人挖墳之所以不是嚴重罪行，也跟西方并不講究厚葬的文化有關，挖開古代墳墓如果只能得到幾件腐朽的衣服，當然沒人無故去刨墳了。特殊的喪葬文化，自然有特俗的習慣法加以維護。

    除了這些法律條文上的不同，司法審判程序也進行了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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