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領事喬仲登點點頭，從舒服的餐桌旁站了起來，端了一杯專門為他準備的汾酒。

    他一邊整理著思路，一邊開始說起來。

    “中國嗎，應該說比歐洲更復雜。中國當然也有市民，而且數量很龐大。我們每十年統計一次數據，大周十年，也就是去年剛好進行過一次統計。我們的市民數量我想各位肯定會非常吃驚，居住在縣城、府城等大城市的人口呢，是五千萬。”

    這個數字確實很嚇人，因為比歐洲所有國家的人口都多。

    喬仲登繼續道：“如果算上居住在小鎮中，不直接從事農業的人口呢，是一億人口還多一點。所以說這是一個相當龐大的數字！”

    有西方領事不解道：“如此中國的市民人口，你們是如何防止他們革命的呢？”

    喬仲登搖頭笑笑：“沒有專門防止，他們為什么要起義呢？”（革命是個日本翻譯的外來詞，在這個時代的中國語境中翻譯為起義。）

    西方領事道：“爭權力，爭自由！”

    喬仲登搖頭：“沒人關心這個，如果換做是我，我也不是很關心這個問題。”

    俾斯麥漸漸的走進中國領事身旁，跟他碰了一下杯子。

    問道：“那你們的自由階層，我指的是那些不受貴族控制的，居住在城市里的，可以自己選擇職業的階層，你明白我的意思。嗯，對這些人如何表達他們的權力訴求呢？”

    喬仲登問道：“我不太明白為什么人一定要向誰去表達自己的某種訴求呢？”

    俾斯麥很納悶：“如果不向權貴階層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自己的利益該如何保障？”

    喬仲登點點頭：“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說，因為歐洲的市民階層，感受到他們的利益，沒有得到保護。所以他們要向掌握權力的君主或者政府，表達他們的權力訴求。”

    俾斯麥道：“沒錯，這就革命的意義啊。他們要求成立憲法，要求可以選舉代表進入議會，去保護他們的利益！”

    喬仲登道：“在中國應該沒這個必要。官府不就是為了保護人的利益嗎，不只是市民，還有農民。”

    俾斯麥道：“話是這么說。但政府永遠無法保護民眾的利益，而且民眾根本不信任政府，他們才需要一個替他們監督政府的機構，來保護他們的權力。所以他們要求選舉權，要求能夠選舉代表他們利益的代表進入議會監督政府。而且要建立憲法，確保議會的權力。對了，你們的議會呢，我好像沒聽說過中國有議會？”

    喬仲登點頭道：“是的，我們沒有設立過議會這樣的機構。不過我還是覺得，官府就是保護民眾的機構，議會完全是多此一舉。”

    俾斯麥道：“誰來監督政府？”

    喬仲登想了想：“應該是皇帝！”

    俾斯麥皺眉道：“皇帝難道不是跟政府站在一起的，政府是向皇帝負責的，議會才是向民眾負責的嗎？而且誰來監督皇帝？”

    喬仲登搖搖頭：“一個合格的皇帝是應該關心民間疾苦的。皇帝至少會怕老百姓起義，其實官府也怕。也不是怕的問題，官員和皇帝就應該是關心民眾的。為民做主！”

    喬仲登也不知道該怎么向歐洲人解釋中國的政治思想，就好像他始終也不能理解議會的意義一樣。

    俾斯麥道：“如果皇帝不稱職，政府也不作為呢？”

    喬仲登道：“那就會爆發起義！”

    俾斯麥點點頭：“也就是說，你們也會爆發革命，只是我很少聽過。不過按你的說法，其實情況也一樣，都是在君主和政府不能保證民眾利益的情況下，你們的民眾也會革命。可是你們偏偏長期保持了穩定，法國大革命以及這次革命，你們都沒有受到影響。你們的君主和政府是如何長期保持跟民眾利益一致的呢？誰來確保這種機制，或者說誰來監督？”

    喬仲登想了想道：“這在我看來是一個非常奇怪的問題，您似乎一開始就將皇帝和官府擺在了百姓的對立面。如果我們的君主迫害百姓，被稱之為無道。在古時候，這種無道，即便百姓沒有起義，也會有諸侯討伐。但后來嗎，君王無道，往往就會亡國。昏君確實也有，但如果君王昏聵，臣子應該勸諫。臣子如果作奸，又是君王懲處。”

    俾斯麥點頭：“您的是意思是，中國的君主和臣子是在互相監督？”

    喬仲登道：“臣子無權監督君王，只是勸諫。”

    “君主如果不接受呢？”

    “死諫！”

    俾斯麥沉默了片刻：“我可以理解為，如果一個君主違反或者傷害民眾的利益，政府的官員只能通過被動的勸諫，而且必要的時候用自殺來威脅君王改正立場？”

    喬仲登道：“差不多是這個狀態，不過極其罕見。很少有昏君昏聵到不聽勸諫，導致臣子死諫依然不聽的程度。如果有這種昏君出現，往往就是改朝換代的時候。”

    俾斯麥道：“那你們的改朝換代會有多久？”

    喬仲登道：“時間不一定。長久的朝代兩三百年，三四百年也就到頭了。短命的幾十年，甚至更短。不過宋明至今，大都能綿長兩百年。”

    俾斯麥忍不住搖搖頭：“兩百年一次革命！”

    喬仲登頗有些驕傲。

    俾斯麥越來越感興趣了：“那你們的市民階層，他們無法通過議會表達自己的訴求。那你們的政府如果要征稅的時候，通過什么方式進行呢？如何確定一個新的稅種的合法性，而且讓民眾接受呢？”

    喬仲登道：“老百姓繳納賦稅是理所應當的事情啊。”

    俾斯麥道：“沒錯，這是一項義務。可如何讓他們同意征稅，以及確保加稅不會引起不滿和暴動呢？”

    喬仲登道：“加稅的話，是由戶部擬定，皇帝同意的。對了，我理解你的意思，我們的皇帝是萬民表率，相當于所有人的代表。至于說稅收讓老百姓無法承受，這依然是暴君的行為，明君總是喜歡輕徭薄賦，也就是降低稅率。征收更少的稅。”

    俾斯麥道：“也就是說，皇帝的性質在中國是代表所有人的，他可以代表整個議會。然后皇帝總喜歡降低稅收。那如果爆發戰爭，或者皇帝熱衷于消費，不斷加稅的情況呢？”

    喬仲登道：“那也是昏君的行為，要亡國的，臣子必須勸諫。明君會聽，昏君不會聽。尤其是征稅用于享樂，哪怕再少的稅，文臣也要集體反對。君王耽于享樂是十分危險的。”

    俾斯麥皺眉：“難道你們的君王不喜歡音樂？酒會？不喜歡巍峨的宮殿嗎？”

    喬仲登道：“你說的情況也有。但都是昏君的行為。明朝皇帝就只有一座宮殿，我不認為一座宮殿就能耗干民力。明朝和清朝的皇帝開銷也確實很大，尤其是我國的明朝。所以明朝就亡于百姓的起義。清朝嗎，雖然他們是異族統治，他們的皇帝倒是大多清廉。只有一個乾隆比較崇尚浮華。對了，清朝你們應該知道，他們現在在波斯建國，現在的皇帝身上還穿著補丁衣服呢！”

    俾斯麥苦笑道：“你們是通過要求皇帝保持清教徒生活的道德來控制財政的。同時你們的國力很強，可以支撐君主修建龐大宮殿的需求，而且君主只能擁有一座宮殿。君主是通過官員的約束，同時君主又反過來監督官員。政治跟老百姓完全沒有關系，對嗎？”

    喬仲登也苦笑：“怎么能沒有關系？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政治當然跟老百姓有關系了，除了皇帝，官員不就是從老百姓中來的嗎？”

    俾斯麥問道：“選舉官員嗎？不，我想起來了，你們的官員都是通過考試選拔的。這倒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制度，官員不是皇帝任命的，是所有人都可以考試得到官職，有政治渴望的民間政治領袖，可以去參加政府選拔官員的考試來獲得權力，前提是他們足夠優秀！對了，這叫什么來著，沒錯，是科舉！”

    旁邊有人提醒道。

    俾斯麥似乎抓住了中國社會平衡的本質，他想到了那些革命者中的領導人物，但他不認為那些領導人物能成為合格的官員，這些人缺乏必要的經驗和培訓，甚至道德水平也不被俾斯麥這樣的貴族認可。

    突然俾斯麥又想到了一個問題，如果有野心的民間團體領袖，他們又無法通過考試得到權力呢？

    “對了，你們的市民階層中，有什么政治團體嗎？類似要求民族獨立的民族黨，或者要求選舉權的自由黨之類的團體？”

    喬仲登想了想：“商人有商會，工匠有行會，工人嗎，有幫會。”

    俾斯麥皺眉道：“是政治團體。追求政治目的的組織，會向政府施壓，組織行游和擺工那樣的組織。”

    喬仲登想了想：“確實沒有。我們沒有議會，所以也就沒有英國那種黨派。君子朋而不黨，意思是道德高尚的人，不應該拉幫結派，為了自己的私利玩弄陰謀詭計和手段。官員如果結黨營私，那是犯忌諱的。”

    俾斯麥疑惑道：“中國的道德不支持以不同利益，和不同觀念組成的黨派。這我無法理解，難道一個人不應該因為共同的理想，而跟志同道合的人站在一面旗幟下，為了捍衛他們的理想而凝聚成一個團體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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