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仲登搖頭道：“一個人為什么要因為與別人的理想相通而結成一個黨派，然后再去逼迫那些不同意見的人認同自己呢？我們的圣人說“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意思是有道德的人莊重自尊，不與人爭強斗勝，道德高尚的人可以與人和睦（群），而不會跟別人聯合黨同伐異（不黨）。”

    俾斯麥還是聽的糊涂。

    他干脆問一些直接的問題：“說說你們的市民吧。他們有什么組織？可以保護他們，不被別人侵害利益。我想你們那么大一個國家，總該有利益侵犯的現象吧。政府肯定有疏漏的地方，無法管理。”

    喬仲登同樣不解：“講理的地方有法庭，糾紛應該由法院化解。我理解你說的組織了，有很多種，商人的商會，工匠的行會，工人的幫會。還有一個叫做同鄉會的，異地人組成會館，互相幫助，被本地人欺負了，大家可以團結起來說理。湊錢打官司，或者死在異地，沒有錢運回家鄉，會館都會幫一幫。”

    俾斯麥道：“我理解這是一種互助組織，我們也有，工人互助建房，看病等等。你們就沒有一種專門是用來跟政府對抗的組織嗎？”

    俾斯麥始終關心的是那種革命性組織。

    喬仲登仔細的想了想：“幫會有時候是這樣的。行會有時候也像是幫會。他們之間有時候很難區分。但主要不是為了對抗官府，他們之間相互打架更多，官府主要是防備這些幫會火并。”

    俾斯麥懵了，革命組織之間內戰，政府反而是中立調停角色？

    “他們不會聯合對抗政府嗎？而且他們為什么要內戰呢？”

    喬仲登道：“他們為什么要聯合對抗官府呢，他們又不是要造反。他們之間打仗，當然是為了爭利了。碼頭工人不同的幫派搶生意，有的是幫派跟行會搶，有的是行會之間搶，還有行會雇傭幫會幫他們搶的。這都是市面上的爭利，官府不該與民爭利的！”

    俾斯麥疑惑道：“難道他們就沒有與政府之間的沖突嗎？比如爭取合法權利之類的？”

    喬仲登道：“他們為什么要與官府沖突啊？合法嗎，本來是不合法的。但禁不住，尤其是這幾年，工人越來越多，還是怕被人欺負，就入同鄉會，幫會等等。打架是常有的事情。一開始打架傷人就會被流放，尤其是領頭的，肯定是要流放的。其實他們打架也比較少，都是先擺茶，談不攏了才開打。擺茶啊，擺茶就是請一些頭面人物出頭，大家先談判。一般情況下，長輩說幾句公道話，互相敬個茶，就過去了。除非萬不得已，沒人愿意犯法的。”

    俾斯麥道：“政府不禁止擺茶嗎？”

    喬仲登搖搖頭：“官府是鼓勵大家和睦的，很多時候都會請退休的官員主持。官府要勸和嗎。”

    俾斯麥對中國的穩定十分感興趣，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探究這些。

    荷蘭領事不耐煩了：“好了，俾斯麥。中國的事情你該好好找幾本書看看，不過就是你看遍了你也不會懂的。你最好去中國生活幾年，就什么都明白了，幾句話是說不清楚的。我們還是談談沙皇的事情吧？你對亞歷山大陛下如何評價呢？”

    俾斯麥狡猾的把這個問題拋給了喬仲登：“以你們中國人的觀點，怎么評價年輕的亞歷山大陛下？他最近剛完成了一次不流血的政變。”

    喬仲登笑著搖頭：“在人背后評頭論足不是君子所為。”

    俾斯麥以為這是托詞，因為作為外交領事，對其他國家君主的看法，往往也能代表這個國家對該國君主的看法，因為他們國家參考的往往都是駐地領事的意見。

    俾斯麥狡猾無比，他很想知道中國這個俄國的鄰國，對俄國的評價，要知道現在普魯士跟俄國已經注定要有一場戰爭了，中國的態度至關重要。

    “您太客氣了，這只是私人聚會，您只代表自己個人的看法。”

    俾斯麥不依不饒。

    喬仲登搖頭：“如果我對沙皇有看法，我應該當面指出來，而不是在他背后議論，這是不道德的。”

    法國人突然來了興趣，其實大家探討革命，法國人非常尷尬，作為如今幾乎是唯二的共和國，法國領事也感到孤立，動輒他們就需要跟美國放在一起對比，而美國在這個時代，是被歐洲瞧不起的鄉巴佬，英國人說美國是不知感恩的國家，其他國家受英國影響，也覺得美國是一群沒有道德的人組成的國家。法國跟美國相提并論，確實讓貴族階層很尷尬。

    于是法國領事問道：“那么您對其他國家的君主如何評價呢？普魯士的，奧地利的，還有英國的。”

    沒有法國的，所以法國人放心大膽的問。

    喬仲登繼續搖頭：“我不能對各位君主在背后做出議論。”

    俾斯麥笑道：“您太謹慎了。那好吧，評價當世的君主，確實有一些不當，那么評價一些作古的君王吧。比如您可以評價一些我們歐洲的偉大君主。您對腓特烈大帝怎么看？我注意到，您在描述君主的時候用了三種形容詞，殘暴的君主，昏聵的君主和英明的君主，在您看來腓特烈大帝能夠夠得上英明的君主嗎？”

    普魯士人當然最推崇腓特烈大帝。

    喬仲登拗不過，加上也喝了一些酒，不是太謹慎了，況且對古人的評論，也不觸犯任何道德，在人背后評頭論足是不道德的，但評古論今卻是文人的喜好。

    “腓特烈國王，我個人就不評價了。但他在我國的評價并不好，應該算是殘暴的君王一類！”

    其實如果不是出于禮貌，他并不想將腓特烈稱為君王，因為腓特烈時代，統治的人口只有二百五十萬，他更愿意稱其為諸侯。

    作為讓普魯士從一個小邦國變成歐洲強國的腓特烈大帝被評價為殘暴的君王，俾斯麥十分意外。

    “這是什么理由？”

    喬仲登道：“腓特烈時代，普魯士僅有二十多萬人口，卻武裝起十幾萬的軍隊，國庫收入八成以上用于軍隊，接連跟大國爭強，如此窮兵黷武，難道不殘暴？”

    俾斯麥嘆道：“但總無法忽視腓特烈大帝讓普魯士領土翻了一倍，人口從二百五十萬的增加到五百萬這一事實吧。”

    喬仲登嘆道：“以國運相賭，非智者所為。”

    俾斯麥絕不接受這種評價，他反唇相譏：“以您這種看法，那么拿破侖陛下，甚至古代的凱撒大帝，或者西方任何有作為的君王，都可算得上是殘暴了。您這是偏見，那您如何評價貴國的偉大帝王呢？對了，誰知道中國有那些偉大帝國？”

    說完俾斯麥拉過荷蘭領事：“您不是看過許多中國書籍嗎，請您說幾個中國的帝王？”

    荷蘭領事賣弄道：“秦始皇如何？這是首次統一中國全境的帝王。還有漢武帝，他是驅逐了強大匈奴的中國偉大皇帝！”

    俾斯麥點點頭：“很好。那么你們中國人如何評價這兩位皇帝呢？總不能也是殘暴的君王吧？”

    喬仲登點點頭：“沒錯。秦始皇是非常殘暴的，統一天下的功績歸功績。但連年征戰，不顧惜民力。肆意征調百姓，修筑長城、陵墓、宮殿、河渠和道路，讓天下百姓苦秦久已，所以始皇一死，天下大亂！百姓皆言殘暴。漢武帝，史書早有定論，亡秦之失而免于亡秦之禍！”

    俾斯麥驚嘆了，半晌才對其他人道：“你們能夠理解中國將他們統一國家的君王和驅逐了恐怖的匈奴人的君王，做出這種惡劣評價的觀念嗎？”

    所有人都有些不可思議，兩種不同的文化觀念，在這個酒會上體現的淋漓盡致，而且誰都不服誰。

    但俾斯麥卻開始深思，他從跟中國領事混亂的對話中抽絲剝繭，體會出了一種精神，那就是民本位精神，中國人的評價體系是建立在最基層的民眾身上，不管君王的宏圖大志，不管他們的歷史貢獻，只要他們讓民眾過的艱辛，他們就絕不是什么好皇帝。

    不過俾斯麥并不認同這種評價體系，他認為這個時代，是一個強權時代，這個時代已經持續了幾百年，哪國愿意為了他們國家的民眾而放棄武力，那么這個國家就會滅亡。至于中國人，他們的幸運，也許是他們早就度過了這個難熬的時代。俾斯麥后來研究中國的戰國，十分感觸，將歐洲的現狀，評價為中國的戰國時代。

    履職之后，俾斯麥并沒有沉溺于各種社交活動，而是開始進入仔細的工作之中。

    他也沒有一直留在莫斯科，而是有時間就去俄國各地周游。

    俄國的鐵路修建的不錯，比整個普魯士加起來都多，因為他們的國土實在是太廣大了，中國人修建了兩條大干線，從彼得堡到察里津（伏爾加格勒），從薩馬拉到基輔，剛好一縱一橫。但俄國人自己修建的鐵路更多，而且正是以莫斯科為中心的，這可能也是沙皇遷都道這里的用意之一，不單單是政治原因。

    莫斯科的位置就在東歐平原正中，這里是天然的鐵路樞紐，并沒有因為彼得堡之前是首都而放棄這里的鐵路建設。當然彼得堡的鐵路也相對發達，連接了跟塔林、里加等港口的線路。但莫斯科卻連接著大量的古老城市以及烏克蘭，形成了一個鐵路網。在俾斯麥看來，斯佩蘭斯基最大的貢獻，并不是什么農奴制改革，而是大力鼓勵鐵路建設。發放了大量授權，成立了大量鐵路公司。

    俾斯麥乘坐這些鐵路以個人旅行的名義走訪了俄國許多地方，重點是俄國跟中國接壤的邊境地區，他去幾座至今仍然被中國人控制的城市中進行了考察，甚至扮作商人，越過邊境去了中國那一側進行考察。

    俾斯麥得出了一個重要結論，不管俄國人簽不簽字，失去的土地是不可能要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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