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的族群信仰復雜，主要信仰東正教和回教，過去俄國將信仰東正教的劃分為俄羅斯人，信仰回教的稱作韃靼人，現在中國人將信仰東正教的也稱作俄國人，信仰回教的稱作回人，可實際上他們的語言復雜根本就不是一個民族。現在都被中國人用高強度的鄉村管理，控制在村莊之中。

    俾斯麥覺得，這就好像一種變異的農奴制，他很確信這一點，因為他發現，村莊會組織村里的青壯工作，并不給他們支付工資，組織他們維修水渠，修建城墻等公共工程，甚至誰家蓋房子都是大家一起勞作，他們稱之為“幫忙”。

    農奴制色彩稍弱的是，這種集體勞作并不強制，如果勞力去了城里打工，也不會招回來服役，這并不是法律義務，而是一種習慣上的義務。

    雖然在所有民族中實行的一種模式，但俾斯麥還是發現了不同，中國村莊周圍的田地經營的普遍更好一些，不但莊稼的長勢更好，就連渠道等公共設施的狀態也更好。而俄國人聚居區的公共設施條件就要差一些，水渠里長滿了草。一些其他民族狀態更差，有的甚至田野都是荒蕪的。

    俾斯麥總算看到了一些危險要素，他認為隨著時間的退役，這會造成嚴重的貧富分化，最后產生民族矛盾。

    中國也設置了管理水渠的官員，但他們只管干渠部分，官名叫做渠正，這些渠正根本不管進入各村農田之間的灌溉水渠，他們只負責干渠維護，水閘的正常開閉等工作。

    隨著回教民族甚至俄國人對自己村社管理的劣勢，他們的財富水平肯定越來越差，民族矛盾就會爆發。而且優勢民族會對劣勢民族產生歧視，排擠等現象。俾斯麥發現政府唯一的防止措施是禁止土地買賣，否則土地肯定早就開始兼并了。

    土地雖然沒有兼并，但俾斯麥看到了人口兼并現象，他發現經濟條件較好的中國移民，開始吸納周邊其他民族的婦女。中國人的種族觀念似乎很淡薄，他們不介意跟異族通婚。這跟歐洲的情況是不一樣的，俾斯麥可是知道在波蘭地區，西部的德國人看不起波蘭人，不愿意跟波蘭人通婚，而東部的波蘭人又看不起烏克蘭人，不愿意跟烏克蘭人通婚，同時所有民族都看不起猶太人，沒人跟猶太人通婚。除非特殊情況，優勢民族絕不會娶劣勢民族的女子為妻，特殊情況則是守寡的大齡中年男性，或者身患殘疾的情況。

    這里的中國人不一樣，即便是健康的，家庭條件富足的男性青年，他們也在娶其他民族的女子，但不同的是，他們往往娶第二個妻子。

    他們實行的竟然是墮落的一夫多妻制！

    由于語言溝通不便，俾斯麥看到的往往流于表面。其實中國人的種族主義觀念還是很強烈的，別說當地的異族，對整個歐洲人都有歧視，稱白種人為番鬼。

    但對異族通婚情況確實比較包容，主要是男性娶女性的情況，如果誰家把女兒嫁給一個外族，則是會被嘲笑的。娶外族女子為妻的情況，也并不是普遍現象，富家子弟還是以娶本族女子為主，娶異族為妾主要還是因為這里目前是自耕農經濟，家家條件其實都差不多，不太愿意將本家女子嫁給別人做妾低人一等。可是在重男輕女的腐朽思想影響下，每家都是一定要生男孩的，有的妻子生不了孩子，或者一生就是女兒。這時候娶一個外族小妾，那是為了傳續香火，會得到本村所有人的諒解，甚至妻子都必須支持。

    至于那些通婚后的混血兒，是不會受到歧視的，因為大家看重的是男性血統，只要他爹是中國人，他們就被自然的認為是中國人。如果他爹是異族，就自然會別看作是異族。只是模樣上的差別，讓他們出了熟悉的村子，依然是受到歧視的。不過這種歧視，依然是要比歐洲的種族歧視來的溫和，更多是心理上的排擠，而不是行動上的攻擊。言語上的侮辱，也大多是關起門來之后的評頭論足，而不是公開的嘲笑。甚至這種背后的議論，在讀書階層的道德中，也是不被接受的。

    說道讀書，俾斯麥也看到了教育情況的差距。他發現這里一個村子，或者幾個村子，就會設立一個學校，一種很簡陋的學校，一個老師，帶一群孩子，少的只有幾個人，多的幾十個人。

    中國人稱之為公塾，這些公塾的經費并不是政府劃撥，而是他們在移民初期，就已經給這些公塾保留了一些土地，一般都是最好的土地，這些土地分散在各個村莊里面，名字稱作學田，由各村的保長管理，保長安排人進行耕種，產出的一部分用來維持公塾的運作，包括支付老師的工資和修繕房屋，種植這些學田的人，也不是無償勞動，而是租給那些有額外勞動能力的家庭，他們得到大部分收獲，只把一部分收成交出來，稱之為地租。

    這套公塾系統十分簡陋，也沒有固定的教材，基本上只能教給學生讀書識字，少部分公塾的老師還會教算盤等算數。俾斯麥在學堂里看到過一些標語（對聯、匾額），他問過別人意思，說是教育不分階層的意思（有教無類）。

    中國皇帝希望所有中國人都至少能讀書寫字，但并不強制，學堂就放在這里，供所有家庭的孩子免費讀書，愛讀不讀。俾斯麥發現，確實有不讓孩子去上學的家庭，往往是一些底層家庭，貪圖孩子那點微薄的勞動力。不過絕大部分家庭都會至少讓孩子去識字，因為他經常聽人說不上白不上，好像不去上學就吃虧了一樣。俾斯麥不知道，這其實大多數只是嘴上說說而已，許多老農民內心寄托著怎樣的望子成龍的情節，他不可能知道。

    俾斯麥很細致，他詳細記錄入學率，發現最低的也一半都在八成以上，大多數幾乎都是人人上學。

    這個比例在不同的村子，不同族群的村子差距很大，最低的是韃靼人，他們更愿意去他們的宗教首領家里接受宗教教育，而不愿在這些中國人辦的學校里讀書。

    正規學校也有，一般都在縣城，少部分繁華的商業集鎮上也有。這些正規學校，就跟歐洲的學校沒什么不同的，也許教育內容上有所不同，但理念是一致的，都教授數學、幾何、物理學、地理學、天文學等等知識，以及大量其他現代知識雜糅在一起的博物學。

    另外更大的城市里，還有更高級的學校，有培養教師的師范學校，培養會計、機械師、建筑師等的工商業專科學校。聽說黑海邊還開辦了一所大學。

    好多學校還不是政府出面辦的，而是一些富商集資辦的，而號召富商集資的，往往還是一些官員，俾斯麥不理解這種方式，跟政府直接出自建校有什么區別。

    正規學校中，中國學生的比例更大，他們在鄉村讀書識字之后，就進入這些學校讀書，然后大多數是奔著考取官員的考試去的。因此有些在鄉村學校學習成績不好的孩子，就會被家庭拒絕送到縣城讀書，哪怕縣城的學校也是免費的，但總是要支付他們的生活費，而且會損失一個勞動力。

    相比中國人，其他族群送孩子來上學的比例更低，俄羅斯人就低很多，韃靼人族群就更低了。學校里大概十個孩子中，只有兩三個俄羅斯人，韃靼人有時候連一個都沒有。盡管可能也跟中國話教學有關，但這種教育上的差距，十年之內就會加劇種族間的不平衡。

    俾斯麥斷定，在一代人之內，中國邊疆地區，就會因為各種不平衡而產生問題。

    在鄉村地區轉了近百年，吉普賽人終于要離開中國，雙方在邊境城市薩馬拉分手，中國人在城市的管理相對松懈，他聽說這里執行的是一種另類的保甲法，不是每家發一個門牌，而是十家一個牌，由牌長管理，也是將十家的家庭情況記錄在案，但城市的保密意識更強，這些信息并沒有懸掛在門外，而是在牌長處存放，牌長也不是天天巡查，而是在有刑事案發生之后，才會加強巡查。

    薩馬拉城市規模并不大，在俄國人時代這里就不是一座大城市，現在同樣不是什么大城市，顯然中國人的移民，主要開發的是農村，開發的是土地資源。

    一些工商業也建立起來，為鐵路服務的機車廠，造船廠，銀行，各種商鋪等等。俾斯麥沒有見過俄國管理這里時候的情況，但想必不會比中國人做的更好。城市給人的感覺十分繁雜，中國人、俄國人、韃靼人都有，中國人甚至都沒有占據絕對優勢，大概占到一半左右。

    但中國人在商業上，基本上已經取得了絕對優勢，從城里的商鋪招牌幾乎都是中文，就能判斷出來。

    俾斯麥本想在薩馬拉多留幾日，詳細考察一下中國的市民階層的生活，以及中國人對城市的管理方式。

    可是他卻不得不盡快趕回莫斯科去，因為俄國出現了大事，沙皇出臺了一項政策，要求農村村社歸還原來奪取貴族們的土地。

    俾斯麥覺得這可能會引發俄國內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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