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著一茬茬喊著烏拉沖鋒的俄軍一茬茬的倒在筑壘工事前，毛奇十分淡定，對這種情況他早有所料，但他又很哀傷，在線膛槍的殺傷下，勇敢的士兵死的毫無價值。

    “命令士兵掩護！”

    毛奇對自己的副官說道，副官是一個奧斯曼人，懂德語，但毛奇現在已經可以完全用突厥語說話了，副官也就成了一個傳達命令的傳令兵。

    毛奇遇到了一個好時代。

    1834年，在普魯士服役的毛奇升為上尉。這年11月，他被派遣到伊斯坦布爾，以休假的名義出使奧斯曼帝國，幫助奧斯曼帝國進行軍事改革，加強普魯士在奧斯曼的影響。之后毛奇開始作為顧問幫助蘇丹政府擬訂建立國防軍的計劃，建立防御體系。

    當時正是奧斯曼帝國敗于埃及之手，奧斯曼蘇丹找不到方向的時候。埃及軍隊是拿破侖戰爭之后，阿里聘請法國軍官幫忙訓練的。但奧斯曼軍隊也是聘請了大量法國顧問，可卻不是埃及軍隊的對手。病急亂投醫，奧斯曼蘇丹就接受了普魯士的幫助，聘請了毛奇為首的大量普魯士軍官幫忙訓練軍隊，制定系統的軍事體系。

    歷史到這里，并沒有變化。歷史上，毛奇訓練的軍隊，幾年之后遇到埃及軍隊，又一次被擊敗，然后奧斯曼蘇丹就又拋棄了普魯士軍事顧問，毛奇以失敗者的身份，灰溜溜的回到了普魯士。

    但現在的歷史卻變了，因為毛奇剛到奧斯曼帝國履任，就爆發了奧希戰爭，希臘先后聯合滿清、埃及對奧斯曼帝國進行了打擊，結果奧斯曼帝國遭受了又一次慘敗。這一次的慘敗當然就歸結不到普魯士顧問的頭上了，因為他們還沒來得及工作。

    反倒是這次戰爭，讓毛奇對戰爭有了新的認識，他雖然在普魯士軍中服役，可其實他的知識很雜，并不是純粹普魯士式的，他上的軍校也不是普魯士的，而是丹麥的。他父親是一個普魯士破產容克，母親是一個丹麥中產階層，他從小跟隨父母在丹麥定居，在丹麥接受教育，但他認為丹麥太小，不是讓他發揮的舞臺，他更看好普魯士，于是就以容克貴族身份，報考了普魯士軍官，成功考入普魯士軍隊成為下層軍官。

    他知識駁雜，歷史、文學、哲學、軍事都有涉獵，貧窮的時候他還出版過小說，他是一個語言天才，熱衷于學習，于是在普魯士軍中不時發表一些軍事論文，漸漸積累的名聲，被調入參謀部門。

    但直到奧斯曼任職，他依然只是一個小軍官，上尉軍銜。但卻是有真才實學的，他沒有參加拿破侖戰爭的經驗，所有知識帶有紙上談兵的色彩。

    反倒是奧斯曼跟滿清和埃及的戰爭，讓他第一次近距離了解了戰爭，戰后他總結經驗，向奧斯曼帝國提出改革方案。

    他發現在戰爭中，奧斯曼軍隊的許多敗仗都是因為統屬不一造成的，他建議在奧斯曼軍隊中設立正規的參謀部，由參謀部制定統一的作戰方案，交由軍官執行。這意味著軍官負責指揮軍隊的時刻結束了，更專業的參謀制定方案的時代到來了。

    當時的奧斯曼帝國蘇丹，已經不是馬哈茂德二世，因為接連的戰敗，馬哈茂德二世一病不起，不久就死了。他兒子繼位，繼續推行改革。在沒有方向的時候，他接受了毛奇的全部建議，讓毛奇放手對奧斯曼的軍隊進行重組。

    毛奇對奧斯曼帝國的軍校，后勤管理，軍事訓練，都進行了系統性的改進，這些改進，并不是革命性的，一來是大部分內容奧斯曼軍隊本來就有，毛奇只是加強了管理，二來，這些事情隨便一個有管理經驗的歐洲軍官都能做，毛奇做的也未必就比別人更出色。

    毛奇最大的，革命性的改革是，組建了一個大參謀部，這個參謀部直接向蘇丹負責，制定讓軍官執行的作戰計劃，而不是為軍官臨時提供建議的幕僚。蘇丹支持了這個改革建議，因為他發現，通過這個總參謀部，蘇丹等于直接控制了軍隊，這對于常常受到軍閥干涉政治困擾的奧斯曼帝國來說，是非常有利的。

    之后奧斯曼參加的戰爭就是在俄國陷入困境的時候，趁火打劫攻擊克里米亞半島的戰爭，盡管這場戰爭中，奧斯曼只是最后參戰，而且沒什么輝煌的戰果，甚至被俄軍從克里米亞半島擊退。但這畢竟是一場勝仗，而且奧斯曼軍隊改革的成果已經有所體現，戰斗力比以前有所提高，跟俄軍和英軍的戰斗中，也不是以前那種一邊倒的局面。最后成功通過政治手段得到了克里米亞半島，終究是勝利，因此毛奇并沒有遭到罷免。反倒是因為他打造的總參謀制度，讓蘇丹牢牢控制著軍隊，而一直得到重用。

    戰后毛奇開始負責克里米亞半島的防御計劃。這個計劃極為關鍵，影響到了這次戰爭的進程。

    在打造克里米亞防御體系之前，毛奇對哈薩克戰場進行了實地考察，他對雙方在這里進行了四年拉鋸的現狀進行了分析，甚至還親自走了一趟中國軍隊千里大迂回的路線。這次大迂回已經是中國軍隊的成名作，基本上全世界的軍事教材都會講起，但毛奇并不特別崇拜中國人的戰術。因為他發現，這次迂回確實是一次極為大膽的戰術創新，但并不具備普世性，因為除了中國，其他國家很難借用。在這次迂回中，中國先后動用了六七百萬兵力，加上保障運輸的人力，恐怕是千萬級別的，全世界能動用千萬人力投入戰爭的國家，有哪個？至少歐洲，一個都沒有！

    毛奇反倒更推崇中國人的筑壘體系，在中國人大量采用筑壘壕溝體系之前，歐洲的戰爭主要是野戰，即便圍繞城市攻防，也是野戰為主。這并不是歐洲軍隊崇尚進攻，而是歐式的城堡體系在路易十四時代就被擊敗了，所有死守城堡的戰術都會失敗，按照中國軍事學的說法，那叫久守必失，攻守必須相互結合才能長期堅守。因此歐洲在進行守城的時候，往往也會在野外部署野戰部隊，跟對方進行爭奪。一座城堡，一旦被圍困，也就意味著失敗。

    但對比了中國的筑壘體系后，毛奇發現，并不是城堡不能堅守，而是城堡缺乏長久堅守的物質準備，歐洲的城堡普遍建在險要的山上，連引水都無法保證，一旦被圍困，短期內就會失敗。但中國人的筑壘中，肯定會修筑水井，會儲備足夠長期堅守的糧食物資。配備密集的火力，依托火力對敵人進行大量殺傷。哪怕就是后來中國人迂回成功后，也是通過筑壘將俄軍困住的，因為當時的兵力，根本不足以在野戰中堵住俄軍。

    這些戰術都啟發了毛奇。

    之后他在克里米亞半島防御體系中，先后修建兩座要塞群。一座位于克里米亞半島北端跟陸地相連的地峽附近，卡住來往通道，阻擋俄軍從陸地大規模進攻。一座位于塞瓦斯托波爾要塞，主要是完善。他在要塞中鉆探了深水井，確保在被圍困期間，這里能夠有干凈的水源，而且儲備大量糧食物資，修建了大量的地下倉庫，足以保證三十萬人一年的戰爭消耗。

    奧斯曼帝國已經江河日下，失去了埃及、希臘、阿拉柏半島和北非等地，減少的人口超過一千萬，但總人口依然有三千萬，保證三十萬人長期作戰的物資，他們還是拿得出來的。

    有效的防御工事，加上比過去射程更遠的線膛步槍，毛奇發現，如今的戰術，比哈薩克戰爭時期，更有利于防守了。

    毛奇將大量的步兵炮放置在前沿，用來發射殺傷步兵的霰彈，配合線膛步槍，帶給俄國步兵巨大的殺傷，而俄軍卻無法將自己的大炮推上來。重炮的話，太過沉重，無法在要塞重炮的打擊下，成功推進到射程以內。輕步兵炮也推不上來，因為線膛槍的射程，已經讓炮兵不再安全，步兵炮一旦靠近工事，想要壓制工事上的火力，炮兵很容易被狙擊手定點清除。

    結果就是俄國人一次一次徒勞的用步兵沖鋒，除了大量的傷亡之外，沒有任何戰果。

    毛奇感嘆新時代的到來，同時也在逆向思考解決的辦法，一旦所有國家都開始筑壘防御的話，那么如何突破這些筑壘，就成為戰斗雙方勝負的關鍵。

    毛奇想來想去，發現還是得用炮，性能更先進，威力更大，重量更輕的大炮。

    戰爭爆發前，克里米亞半島上的奧斯曼軍隊不過五萬人，宣戰之前，奧斯曼帝國才緊急向這里派駐了二十五萬援軍，將防御兵力提高到三十萬人，這些都是早就計劃好的方案，因此一直有序的進行。

    毛奇也親自進入克里米亞半島坐鎮，直接向蘇丹本人負責，而且一直通過電報跟蘇丹保持著聯系。

    蘇丹對毛奇大量殺傷俄軍的戰果很滿意，但毛奇卻告訴蘇丹，防守的目的，最終是要發起反擊的，在戰前制定的軍事方案中，也是如此，一旦大量消耗敵人有生力量之后，奧斯曼大軍最終是要出擊的，因為他們的作戰方向并不在克里米亞半島，而在能否切斷第聶伯河跟多瑙河俄國軍團的聯系。

    毛奇告訴蘇丹，必須在有利的時機發動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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