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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來滿清帝國之前，周成功為了確保能成功游說道光，把該想到的情況，都想到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滿清的財政困難，希臘是解決不了滿清的財政問題的，因為希臘雖然已經開始出現了資本過剩，開始向外輸出資本，但希臘本身卻只是一個資本小國，資本過剩只是因為希臘市場狹小，容量有限，所以才會向海外投資。希臘自身的金融業也算不上發達，雅典金融市場上，主要流通的是希臘國債。
黑海地區最大的金融中心在新羅港，當地最大的資本集團是中國商業勢力。中國已經成為這個時代最大的資本國家，但跟希臘的情況剛好相反，中國本身并不是一個資本凈輸出國，對外投資很多，可流入中國的資金更多。龐大的市場容量，讓中國哪怕控制了世界上黃金產量的三分之二，可依然是資金流入國。
黑海地區就是一個縮影，黑海中國領土區域，盡管大量中國商人攜帶資本進入這里，并通過這里流入其他國家，可其他國家的資本同樣在流入，而且流入的數量比中國資本流出的更多。
新羅港的迅猛發展，讓雅典只能成為一個依附于這里的工商業地區，卻無法攀爬到更高的金融中心位置。
周成功由于擔心積欠外債，導致外國勢力干涉希臘內政，所以只在希臘發行國債，并且限制外國人持有希臘國債。但黑海周邊國家，都開始在新羅港進行融資，其中就包括實力強大的奧地利帝國。
如果希臘有一千萬人口，其實周成功也不擔心希臘欠外債，他并不是一個保守的財政平衡主義者，他相信借錢發展是有利的。主要是擔心外國干涉，奧斯曼帝國警醒了滿清，也同樣警醒著希臘。
希臘無法為滿清解決財政問題，可新羅港可以，所以周成功先是通過在雅典經營的歐洲公司，向他尋求解決財政問題的渠道，歐洲公司則引薦了新羅港的中國公所。
中國公所，跟山陜會館一樣，屬于一種中國特有的，以商人為主導的特殊組織。官方定義是，中國明清時期都市中由同鄉或同業組成的封建性團體。他是一個復雜的，即帶有商會性質，又帶有同鄉會性質，還帶有公益性質的自治性民間機構。
商人是主導者，他們提供資金，修建會館建筑，維持會館運營，也常在會館開會，交流商業信息，討論重要問題；但會館也為一些同鄉提供臨時居所和避難所，最早的會館，有據可查的是北京的蕪湖會館，建立的目的最開始是為蕪湖的士子進京趕考提供便利。因此以同鄉會的性質居多，甚至到了現在，大多數人還認為會館是一個同鄉機構，為在外的旅人提供幫助，不過商人恰好是最大的旅外人群，因此成了會館的最大受益者和最積極的參與者。
很多會館依然為士子提供免費居住和飲食，經費則主要來源于商人，有的官員也會為此募捐，因為他們當初可能是受益者；會館還提供其他一些服務，比如死在異鄉，沒有資金回鄉的，商人集資給他們買棺槨，在會館臨時停放，等待家人節奏，或者托人運回去。
會館還帶有宗教性質，停放棺槨就帶有這種性質了，因為傳統只有義莊、寺廟愿意讓晦氣的死人停放。會館建筑本身也是一種宗教式建筑，比如山陜會館是供奉關公的，木匠行會供奉的是魯班，廣州經營絲織業的錦綸堂，供奉的是通西域的張騫，他們認為張騫通西域，打開了一個西方市場，這還是廣東人，眼光視角夠獨特的。
會館有時候也被叫做公所，比如上海的寧波會館，也被叫做四明公所。在哈薩克地區，陜西、山西的商人還能組成山陜會館，或者叫西商會館，成為當地商業勢力的龍頭，可到了黑海地區，一個更加開放的商業環境中，單靠陜西和山西這兩股西商勢力，就無法主導了。
由于這里起到的是中國商品在西方的集散地，亞非歐商品進入中國的匯聚所作用，因此不但吸引來了海量的中國商人，也吸引來了中亞、歐洲等地的商業勢力，中國商業勢力，勝在資本雄厚，坐擁一個龐大的國內市場，許多商幫完成了原始積累，又有股份公司這樣可以借助金融市場的現代公司，實力最為強大。
但他們面對的，卻是一群商業文化滲入骨髓的民族，希臘人、猶太人、亞美尼亞人這些人類歷史上最古老的商業民族，絕非浪得虛名，對于中國人來說，商業是一種謀生手段，而對于這些民族，商業是一種生活方式，他們的整個文化和存在都是基于商業的。就好像鄉村的中國人一樣，對于美國人來說，農業也許是一項用于謀生的產業，可對于中國人來說，鄉村社會是一種生活，種地、耕田、蓋房子、生孩子，這些屬于生活。
以猶太人為例，找貨源，記賬本，算盈虧，這些是他們的日常生活，他們能發現最細微處的商機，又扎根在黑海地區深耕了許多代人，跟這樣的本土商業勢力競爭，光靠雄厚的資本是不夠的。
而且論起資本雄厚程度，來自西北歐地區的英國人、法國人和荷蘭人一點也不輸給中國商業勢力，他們從各自的祖國帶來了這個時代最先進的商業制度，利用更現代化的方式進行融資，同時又經營各種前沿產品。有較高的技術壁壘，也不是輕易能通過資本力量彌補的。
所以中國商人集團在黑海的貿易，在跟這些本土商業民族，西歐商業勢力的較量中，盡管也學到了很多更復雜的商業技巧，但也必須更團結，才能分享到最豐厚的商業蛋糕。因此在黑海貿易的中國商業勢力，并不是西商一個群體的獨角戲，而是來自五湖四海的商團，商幫的聯合作戰。
因此他們在這里建立了中國人聯合的會館，中國公所。不管是私營性質的西商集團，還是股份制形勢的商業公司，甚至歐洲公司這樣的特權公司，他們都是中國公所的一份子，共同出資，一起開會，分享商業信息，合作瓜分利益，成為黑海地區的商業領袖。
對于一些特殊的商業，也只有聯合的力量才能獲取，比如黑海的石油。這是有一定的技術壁壘，但利潤相當豐厚，又很受政治力量干擾的利益，尋常小商人吃不了，弱小的商業力量吃不了，但太符合中國商團的胃口了，他們有資金，他們還有強大國家作為政治后盾，他們不弱小。
至于技術壁壘，也已經不再是壁壘。
最早經營黑海石油生意的，其實是奧地利人，相比實力雄厚的中國商人，本土作戰的希臘、猶太、亞美尼亞商人，技術前沿的西歐商人，奧地利商人群體，只是黑海地區的二流角色。
他們技術上不如西歐，資本上不如中國，敏銳上不如猶太等本土派，但他們在各方面又都有一定勢力，綜合上卻有一套。
之所以石油貿易首先是奧地利人開發的，正是因為石油這個東西，在歐洲最早被發現和使用的地區是在波蘭。在歐洲，加利西亞、羅馬尼亞等地的農民，早就挖井采油。但這不是原因，因為石油出現在人力史上上的時間很早，波斯帝國的首都蘇薩附近就出現過人類用手工挖成的石油井、古希臘人也利用石油作為武器火攻敵人的船隊，巴庫一帶的石油開采歷史也很悠久，拜火教（明教）的出現，就是因為當地石油油苗燃燒不息的火焰，讓當地人產生永恒之火的概念，進而產生了火崇拜信仰。
但古代手工開采的時候，在中歐被當作萬能藥，用來治病；在希臘、波斯甚至羅馬時期被當作武器，用來火攻；直到近代，科學的發展，才讓化學家也許可以稱之為煉金術士這樣的人群研究石油，于是他們發現了從石油中煉制煤油的方法。
正是加利西亞一帶的人最先掌握這個方法，由于奧地利瓜分波蘭，這一帶被并入了奧地利，于是煉制煤油的方法，就掌握在奧地利人手中。歐洲的石油產量畢竟有限，因此煤油也基本上是作為一種奢侈消費，為貴族服務的。奧地利恰好又是一個貴族經濟模式的國家，許多產業都圍繞貴族消費出現，比如昂貴的波西米亞水晶制品，華麗的天鵝絨和絲綢制品，以及繁盛的音樂家群體，這些都帶有貴族經濟特征。
在貴族經濟的第一**動下，奧地利統治下的利沃夫地區，一位藥劑師為了提高自己經營的煤油銷路，在一位鐵匠幫助下，設計制作出了煤油燈。歷史上，確定的記載是在1854年，燈用煤油已經確定成為維也納市場上的商品。
而真正出現的時間顯然要早一些，奧地利人將剛剛出現不久的煤油燈帶到了黑海市場，推銷給中國人，他們讓中國人看到了這種更明亮的油燈的好處，黑海的中國商人，又將煤油燈送回國內推銷，短短幾年，中國富裕階層就讓煤油燈和煤油的銷路成幾何倍增長。
奧地利人發現，單靠波蘭、羅馬尼亞地區的石油，已經無法滿足中國市場的消費需求，他們開始找尋其他石油供應，巴庫就在這時候被奧地利人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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