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瑯告訴日本使團，他十分關系日本人民，不希望日本發生戰亂。愿意調停幕府跟大名的關系，向日本推廣現代工業理念，告訴日本人，如果日本，中國的工匠一個人生產的產品，抵得上一百個日本工匠。如果日本人不學這些工業技術，日本將會一直窮下去，窮的吃不飽飯，窮的養不起兒女。

    為了解決日本幕府的財政困境，周瑯表示愿意向日本幕府提供援助，給予一筆長期的無息貸款，又告訴日本幕府，救急不救窮，如果日本不能靠自己的勤勞富裕起來，遲早還會陷入困境。

    馬爾薩斯理論已經通過中國傳入日本，而且中國人并沒有直接翻譯英國人的著述，因為相同的道理中國也早就發現了，只是沒有馬爾薩斯如此系統化的進行論證。更沒有引入數學和邏輯學原理，來進行數學解析。只是單純的明白人口不可能無限制增加的道理，提出過限制人口增長的觀念。

    中國自古一來就是一個對人口極為重視的國度，從兩周春秋戰國有文字記錄一來，諸子百家都對人口問題發表過觀點，但在早期大家一致的觀念是君主應該致力于增加人口，因為當時中國是土地大，但人口少。管仲說，“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恥之”；墨子認為缺乏人口耕種的土地就沒有價值；孔子主張“廣土眾民”；“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思想則是孟子提出來的。

    在這些指導思想下，中國古代動輒采取計劃生育政策，當然跟后世的計劃生育是限制人口不同，主要是為了增加人口。官府推動早婚、早育，對不肯生育現象進行打擊，許多朝代，在戰亂平息后，為了迅速增加人口，都采取政府懲罰晚婚，鼓勵早婚的現象，甚至出現過強令僧尼還俗婚配，強行為過了十四五歲沒有結婚的男女指配婚姻等等現象。這也是中國古代人口一直比同時代其他國家多的原因，因為政府建立了針對人口問題的管理機制，雖然這種機制看起來不是那么仁道。

    由于長期中國人口相對國土來說是不足的，因此統治者一直將人丁看作重要的政績。

    但也有認為人跟地應該相互匹配的，比如商鞅就提出過，“地狹而民眾者，民勝其地；地廣而民少者，地勝其民”。東漢時期學者王符提出，“土多人少，莫出其財是謂虛土，可襲伐也。土少人眾，民非其民，可匱竭也。是故土地人民必相稱也”。

    真正開始對人口過多產生強烈擔憂的，還是宋朝以后的事情，這時候中國人口才真正意義上過剩。宋朝的蘇東坡就提出過，地無變遷而民有聚散，常有遺利而民用不足，希望官府能夠均戶口，安萬民。但這還是小農思想，主張平均分配土地政策。到了明朝徐光啟時候，依然是移民西北這樣的讓人能有地耕種的思想。

    到了清代，人口問題更加嚴重，關心人口問題的學者更多。跟馬爾薩斯同時代的學者洪亮吉已經開始用數學方法來表達觀點了，洪亮吉在自己的政論中提出了人口過快增長的現象，“則視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視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視百年、百數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而“田地、房屋亦不過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

    這是首次開始提出人口過快增長是導致社會問題的根源的一種理論，“田與屋之數常處其不足，而戶與口之數常處其有余”，感嘆“為農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為商賈者十倍于前而貨不加增”，“終歲勤動，畢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溝壑之憂”。擔心兼并現象，“一人據百人之屋，一戶占百戶之田，何怪乎遭風雨、霜露、冰寒、顛踣而死者之比比乎！”

    洪亮吉發表的政論，跟中國古代文人相比，有一個共同的缺陷，那就是數字不夠嚴禁，喜用十百數千等詞，沒有數字化對比，還有就是只提出問題，往往不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

    洪亮吉之后，1814年，出生在大周時代的學者汪士鐸也關心這些問題，他提出“天地之力窮矣”表達了中國土地已經開發到了極限，但人口依然繼續增長“天下人丁三十年加一倍，故順治元年一人者，至今一百二十八人”。憂慮人口過剩“人浮于地者數倍”、“人多則窮，地不足養”。

    他的這些理論，依然沒有高過洪亮吉，但他提出了解決辦法。汪士鐸這個家伙是一個奇葩，他的理論十分特殊，提出解決人口過剩的辦法非常狠辣，提出官府應該采取強制溺嬰，“形體不端正，相貌不清秀，眉目不佳者，皆溺之”。嚴格婚姻和生育制度，強制晚婚，采取“嚴禁男子二十五歲以內，女子二十歲以內嫁娶”、“定三十而娶，二十五而嫁”等政策。限制生育，提出“廣施不生育之方藥”，讓生了一個孩子的婦女禁止生育，“婦人服冷藥，生一子后服之”。對違反規定的，“違者斬決”！

    這些理論被周瑯代表的政治力量所利用，將中國地力已到盡頭，土地已經不足以養活人民的危機感四處散布，目的則是為了給加入世界戰爭尋找理論依據。告訴國人打仗是為子孫爭土地，今日不爭，明日就得餓死，今人不爭，后人就得餓死。

    汪士鐸還有重商的思想，但他還是站在最高的角度來看待商業問題的，他發現徽商常年在外經商，安徽南方徽商聚居地區的人口較少，而且家家殷富。推崇治民須欲民富的思想，所以鼓勵經商，同時限制人口增長。

    由于汪士鐸的思想太符合統治者的需要了，所以這個歷史上考中舉人，這個時代也成功中了秀才，然后就進入官學校學習，之后進入戶部任職的官員，得到了上層資助，進行他的研究。

    他跟歷史上的他自然不太一樣，更有邏輯性，接受過數學教育，懂得用數字進行論證。

    而且他得以便利的查閱歷代的資料進行研究，人口三十年增加一倍的現象，最早是明代的徐光啟發現的，根據的是明朝宗室人口的數字，宗室人口登記十分細致，因此更能說明問題。汪士鐸也查閱了滿清時期的人口數據，他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那就是乾隆之后，滿清宗室人口結婚年齡開始推遲。

    清宗室婦女的結婚年齡從十五六歲提高到了二十多歲，獨身的比例也開始明顯的提高；宗室男子納妾率驚人的下降，他們每個妻妾的生育率以及每個家庭的生育率，也都在降低。不僅如此，宗室初生嬰兒的死亡率也在變化。乾隆后期宗室女嬰出生后一個月內的死亡率高達1/3，比貧窮的遼寧旗人農戶還高。

    汪士鐸對這個奇怪的現象進行了深入的發掘研究，通過對比當時的文人筆記，甚至直接拜訪經歷過乾隆后期的高壽者，他確定讓滿清宗室女子晚婚甚至獨身，男子減少納妾，女嬰死亡增加的原因是乾隆后期宗室子弟的補貼減少，因此女子可能因為拿不出嫁妝而嫁不出去，男子因為承擔不起而減少納妾，少生孩子。

    但清朝宗室再怎么窮，也比普通百姓富的多，為什么百姓大量生養，宗室卻承擔不起？汪士鐸認為，宗室都住在城里，城里人好攀比，消費高，用來消費的錢多了，生養后代的錢就少了。

    據此他提出了一些論據，朝廷應該鼓勵農民進城，應該鼓勵奢侈消費。這樣才能有效的減少人口。他的這些發現，都被利益集團推波助瀾，迅速通過報紙、書刊等形勢，大肆推廣。成為軍隊發動戰爭的理由，成為工業集團吸引農民進城的依據。

    也能拿來忽悠日本人，告訴日本人，鼓勵本國消費中國產品，可以降低日本人口。而日本也是一個長期受到過剩人口困擾的國家，比中國還要嚴重，嚴重到了，不止平民，連一些武士階層，都有溺嬰傳統，還不是溺女嬰，而是連男嬰都直接溺死。

    下層武士大量破產，紛紛加入了反叛隊伍。

    同樣是汪士鐸的理論，用來說服或者說威脅日本人，他說“士商機巧而無能為，農工愚狠，能為亂而心齊”，告訴日本人，應該鼓勵商業貿易，商人是不會造反的，農民和工人會齊心造反。

    日本人有沒有接受這一套說法不得而知，但他們賣了中國皇帝一個面子，幕府和倒幕派大名的戰爭沒有爆發。而是緩慢，艱難的進行著工業化。而日本第二項優勢產業開始形成，正是遠洋貿易。

    日本是一個島國，天然應該是一個海洋文明國家，可惜中國文化太強大了，直接把日本這個島國文明扭轉成了一個典型的農業文明。

    但日本人對出海的態度一直比中國開放，倭寇時代不用說了，德川幕府擔心倭寇引起中國的攻擊，加緊了在國內打擊倭寇，閉關鎖國，不許國民出海。但日本人不可能不捕魚，相反日本的捕魚傳統比中國更強。因為中國漁民大多近海作業，日本人卻有獵殺鯨魚的傳統。

    當日本人發現貿易可以掙錢，以及在中國沖擊，影響和帶動之下，大量日本人踏入了更遙遠的大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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