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從印度來回一趟，冬去夏回，或者夏去冬回，就是半年時間，半年收入一百萬兩，依然難以滿足財政需求。

    其實收取賦稅是最現實最合理的方式，畢竟是農業社會，農業是第一大產業，對農業免稅的結果必然會發生財政危機。

    英國人給周瑯提供了一個經典的案例，康華利在東印度公司領土上全面推廣印度傳統的柴達明爾制度，將包稅權賣給一個個印度包稅商，將整個孟加拉的土地稅都包了出去，定的保稅金額很高。但是其中一個孟加拉管區的總稅額就定為了268萬英鎊，折合804萬兩白銀，改革后第一年東印度公司從孟加拉榨取到的稅收就提高了83%，接近一倍。

    還通過收回不肯繳納保稅的印度土邦領主的收稅權，轉包給愿意繳納更高稅收的商人，結果大大提高土地稅。在新占領的地區，推行越來越苛刻的稅制，來更有效的榨取財富。

    比如1792年開始在馬德拉斯管區試行萊特瓦爾地稅制，在這種稅制下，印度農民繳納的地高到了令人發指的程度。主要內容為：以農民(公社成員和地主，不包括佃農)為其實際占有土地的納稅人，他們被承認為土地所有者；處于實際耕種下的土地納稅，估定稅額的辦法是，先對整個農田估稅，再定到每塊土地，稅率為凈產量的95%，換算為總產量的45%左右；稅率是非永久性的，可以改變；牧場、荒地歸國家所有（東印度公司所有）。

    1822年又開始在印度西北新征服的土地上推行馬哈瓦爾地稅制，具體內容是：按土地的實際占有情況定稅，土地原為封建主占有的，即以封建主為納稅人，原為村社集體占有的，即以農村公社為納稅人；納稅人有土地所有權；在地主為納稅人的情況下，稅率為地租額的 83%，由村社共同納稅的地產，稅率為凈收入的95 %；稅率是可變動的，非永久性的。

    另外英國人還有其他的榨取方式，比如對印度手工產品征稅，出口征稅等等，還利用每年的稅收結余直接采購印度產品返銷英國，原本東印度公司來印度貿易，是帶來真金白銀，換取胡椒、寶石等印度產品，現在直接通過榨取印度人的稅收，反過來采購印度的商品，這等于白白拿走印度人創造的物質財富，1793—1812年，用稅收結余購貨價值達25134672英鎊，平均每年1332877英鎊。

    據現代史學家估計，1757—1780年英國人從孟加拉掠走的財富約值3800萬英鎊，1757—1815年從印度掠走的財富總計約達10億英鎊。

    福建的人口跟孟加拉人口差不多，經濟發展水平也差不多，如果狠下心來搜刮，一年弄來800萬兩銀子，什么財政危機都解決了。

    可英國人榨取的是殖民地，可以不計后果，周瑯面對的卻是國人，他必須為長遠打算。至少他不能接受在英國瘋狂榨取下，孟加拉爆發了人為的饑荒，餓死三分之一人口的后果。

    周瑯如果推行極端的稅制，無論英國人在印度推行的哪一種稅制，最少也要拿走地租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相比在中國，地主一般是拿走佃農收入的一半，政府拿走十分之一左右，現在讓地主們把他們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交出來，他們絕對會起來反抗，就像滿清入關之后，金圣嘆那樣的士子們拒絕納稅而去孔廟哭廟；就算能鎮壓下去，可是政治后果太嚴重了，像滿清在江南屠殺抗稅的讀書人的哭廟案之后，歷史上向來最柔弱的江南知識精英中，如張煌言、王夫之之類的名士，竟能堅持抗清到底。

    此時正是周瑯跟滿清爭奪人心的關鍵時刻，如果鎮壓地主階層，造成漫長的內亂和地主背景的知識精英階層斗爭幾十年，這機會成本周瑯承受不了。

    政治上，不但不能加稅，反而為了拉攏土地精英階層，還得不斷的免除賦稅。

    在丟失農業社會中最大財政收入來源的地稅之后，貿易和關稅又無法彌補財政缺口，金融市場完全缺失的情況下，周瑯發現除了進行稅制改革之外，沒有別的緩解財政危機的好辦法。

    于是他再次向王輔茞提出，要在福建全省各地建立統一的商稅征收機構，向每個縣，每個鎮，每一個集市，都派遣收稅官，讓他們直接向商人收稅，然后直接交付省府。

    周瑯并沒有破壞福建省的建制，占領福建之后，福建省依然是福建省，省府就是周瑯的統治機構，王輔茞是這個機構中地位最高的文官，福建巡撫。

    之前財政最緊張，還沒有繳獲福州贓款的時候，周瑯曾經就向王輔茞提過，在鳳山縣廣泛設置商稅機構的建議，但當時王輔茞拒絕的很干脆。

    王輔茞的理由讓周瑯十分詫異，竟然表示，行商坐賈本買賣者，所經營的無非是針頭線腦，絲麻布帛之類關系到民生的買賣，還提出明太祖朱元璋當年明令免除書籍筆墨農具，舟車絲布之類的稅率，下詔“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他兒子朱棣再次重申關于民生之類的商品免稅的原則，下令“嫁娶喪祭時節禮物，自織布帛、農器、食品及買既稅之物，車船運己貨物，魚蔬雜果非市販者，俱免稅”。

    中國古代王朝實行重農抑商政策，可周瑯覺得從實行過程來看，這簡直就是一個悖論。

    西方實行重商主義，國家稅收主要來自于商人，中國實行重農主義，反倒要從農民身上榨取最多的物質資源，重農抑商難道不應該是努力降低農民的負擔，將其轉嫁到商人頭上？

    朱元璋和朱棣分別下令免除婚喪嫁娶、舟車絲布等民生相關產品的稅收，可農業社會，哪里有多么復雜的商業分類，商人經營的多數都是關乎衣食住行的必需品，一旦免稅的話，整個商稅的基礎也就破壞了。

    難怪宋朝時候商稅可以達到財政收入的一半，元朝的蒙古統治者更是什么樣的錢都要搜刮，到了明代結果財政反而完全依靠農稅，簡直是回到了商鞅變法的時代。

    明朝除了免除相當多門類的商品稅收，而且對征稅的行業也實行低稅率，朱元璋下令，“凡商稅，三十稅一，過者以違令論”，其實清朝康雍乾三朝執行的也是大致相同的政策，康熙甚至明確表示，商人是四民之一，要利民便商，嚴禁權貴在商品集散地干擾商人貿易。

    康熙明確下令，“王公以下文武大臣各官家人，強占關津要地不容商賈貿易者，在原犯之地枷號三個月。系民責四十板，旗人鞭一百。其縱容家人之藩王罰銀一萬兩，公（爵）罰銀一千兩，俱將管理家務官革職。將軍督撫以下文武各官俱革職�！�

    康熙對商人的保護比明代尤甚，類似明末各個王爺私自在各個關卡設卡征稅的情況，康熙是會重罰的，懲罰的力度極大，而且越是權貴高的，懲罰措施就越大，當官的督撫以下甚至直接罷免。

    康熙還贊賞清代監察御史徐旭齡提出的，“通財貨之血脈者，惟有商賈”，這樣的帶有重賞思想的觀。認為農業和商業應該同時發展，提出“農務興而野無曠土，國計裕而泉貨流通，豫大豐亨，洵至隆之上理也”。

    由康熙創制的對商人優待政策，后世學者稱之為“扶商”“恤商”政策，康雍乾三朝大政方針都是康熙創建，后世子孫多為沿襲。

    在這些政策下，清朝的商人地位確實比明朝要高一些，不像明朝對商人做了諸多限制，比如不管多有錢，也不能穿綾羅綢緞，只能跟衙門里的胥吏、青樓里的歸公這樣的賤籍一樣，穿皂色的衣服，材質只能是麻布。還有商人不能坐轎，住房不能高過普通百姓家，子弟不能參加科舉等等。

    這些限制到明末漸漸就取消了，甚至朝廷為了照顧富甲天下的鹽商，還特意開了商科，專門讓這些商人子弟去考取功名，錄取率比普通科舉要高的多。

    清朝對商人的政策，明顯比朱元璋制定的那些政策還要寬厚和優待，一來清承明制，繼承了明末的這些措施，二來游牧民族比農耕民族普遍更重視商業，元朝蒙古人同樣不抑商，商人在蒙元時期地位不受歧視。

    王輔茞之所以用明朝的例子來反對周瑯廣泛征收商稅，而不是用滿清的政策來反對，主要是立場問題，他現在已經站在反清的立場上了，自然就不能用滿清的政策來立論。

    上次王輔茞反對之后不久，周瑯繳獲了福州府的貪腐賊贓，財政危機一時有所緩解，加上還沒有控制整個福建，所以開征商稅一事不了了之。

    這次財政危機再次出現，周瑯又一次提出廣征商稅的建議，王輔茞依然反對，但他也清楚擴軍后的財政壓力，所以他提出了他的解決的方案。

    王輔茞的方案，是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解決財政問題的傳統方案，他建議周瑯對鹽鐵等物實行專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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