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實以中國的體量，猶如一顆恒星，想不獲得周圍的關注都是不可能的。中國天生就自帶光環，從古至今都站在聚光燈下。 所以關心中國政治格局變化的國家多的是，西方國家通過他們的商館密切關注，但也僅限于關注，局限在利益層面，只要這種變動對他們的實際利益不造成影響，他們并不太在意誰在中國執政。 可對中國周邊國家來說，那影響就太大了，相比跟西方只有經濟利益關系，中國的任何變動，對周邊國家造成的影響是全方位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等都是周圍國家關注的焦點。 所以當周瑯攻取江南后，日本、越南、朝鮮和琉球這些傳統的華夏文明圈國家，已經開始考慮中國改朝換代的問題。周瑯攻取福建之后，日本就表達了善意。琉球斷絕了跟滿清的朝貢貿易，絕不僅僅是因為海路變得不暢。越南的西山王朝和阮氏王朝都跟周瑯建立了貿易聯系，但也僅限于此，沒有政治層面的互動。 當周瑯攻取北京的消息傳開，這些國家馬上就決定要派出使臣來朝賀，確定新的中原王朝跟他們的關系。 其中最積極的是越南的阮朝，他們在跟西山朝的內戰中，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不出意外很快就會一統越南，按照傳統，他們想取得合法地位，必須得到中原王朝的冊封。 朝鮮同樣如此，李氏家族想要繼續合法統治朝鮮，就必須得到中原王朝的承認和冊封，冊封的地位都不太高，比如在明清兩朝朝鮮國王只是一個郡王的爵位，清朝那些鐵帽子如果去了朝鮮，朝鮮國王都得下拜。 日本并沒有這方面的顧慮，因為由于地利原因，他們跟中原王朝始終若即若離，文化上主動親近，政治上一直防范。他們的法理上并不是中原王朝的藩屬國，至少在幕府時代，他們已經不需要從中原王朝取得合法地位了。 因此當周瑯攻取北京的消息傳播開后，朝鮮、琉球、越南紛紛打算派遣使臣來朝賀，日本則保持了沉默，僅僅盯著這個新王朝的一舉一動，不過對去日本貿易的中國商人比以前寬大了一些，一些沒有信牌貿然闖入的商船，也不再像以前那樣驅逐或者扣押，而是開始允許他們出售部分貨物。 但俄國人的到來，比這些國家都快，不僅僅是因為俄國跟中國同樣是鄰國，最重要的是俄國一直在北京有據點，他們自認為這是常駐外交人員，清朝并不承認這一點，清朝也沒有常駐外交人員的西方式觀念。不過這也不一定是純粹西方的制度，戰國時期的中國，列國同樣會派遣常駐使者去其他國家，在各國都有本國的驛館。 俄國人尼古拉請求面見周瑯，周瑯恰好就在北京，理所當然就接見了。 尼古拉并沒有表示對周瑯政權的承認，他只是希望維持他們跟清朝的舊有貿易關系，不希望中國的政局變化影響到商業往來，這一點周瑯給了他們保證，繼續允許貿易存在，包括未來大周一統中國，也不會斷絕貿易。 至于承認周瑯政權的合法地位，俄國人沒提，周瑯也不在乎，承認合法地位，常常被西方人作為政治武器來用，可中國傳統的合法性，至少在中國并不是如此，最早的合法地位，是通過周天子的冊封；陳勝吳廣起義之后，就“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了，從此統治的合法性開始授命于天，所以祭天祭祖的登基儀式文人們才那么看重。中原王朝通過祭祀天地取得合法性，而周邊小國，則以中國的金冊冊封作為合法性來源。這就是傳統的宗藩體系，是東方的外交文化。 俄國人不承認周瑯，周瑯還沒承認俄國呢。在這個外交標準都是以我為主的時代，周瑯并不需要西方的承認。他會向西方派遣使臣，從而加強中西之間的聯系，但也不存在完全接受西方外交的因素。而是還原戰國的傳統，在程序上也不可能完全跟西方一樣。 深秋落葉后，周瑯就南下了，不是為了窩冬，否則他不會去南京，而是直接去廣州了。 攻破北京之后，天下大勢就完全向大周政權傾斜，他不需要在親征了。留幾員大將，分路出擊，足以取天下。 回到南京，是為了開展政治革新，同時接見各國使臣也要在這里進行。 王輔茞等文臣認為這個程序十分重要，就好像越南等小國，需要通過得到冊封來獲取合法性一樣，相對的，得到小國的朝貢，其實也是中原王朝加強自身合法性的方式之一。人有被人認可的心理需求，到了國家層面其實也一樣，你祭個天，就真的感覺自己合法了？大多數王朝還希望得到鄰居的認可。 最先到的是朝鮮使者，他們先去了北京，得知皇帝已經南下，又輾轉來到了南京。 周瑯高坐金鑾殿，完全按照傳統的程序，跟朝鮮使臣會面，對方三跪九叩一個程序都沒少，周圍文臣排成兩列，神情肅穆，仿佛這是多么重要的東西一樣。 朝鮮使臣接著宣讀賀表，用的是標準的北京官話。賀表的內容，除了肉麻的稱頌周瑯驅逐胡虜之外，就是表達朝鮮對大周的恭順，通過“臣玜（朝鮮國王李玜）拜首”等字眼來表達。 洋洋灑灑幾千言的賀表，稱頌的肉麻話就占了八成，有稱贊周瑯赫赫武功的，有嘲諷滿清胡虜命運的，有表達朝鮮忠誠的，擠干水分，希望得到冊封，兩國和睦相處的內容，就只有幾百字。 此時的朝鮮剛剛經歷過他們歷史上的一個盛世，當然朝鮮所謂的盛世，絕不是什么武備強大之類的，他們的武備在豐臣秀吉時代就已經徹底腐朽了。盛世指的是政治較為清明，經濟發展較好，僅此而已。 造成的原因是，之前的兩任朝鮮國王，英祖和正祖在任時間都比較長，傳統王朝時代，國王的執政時間長短對政治穩定影響很大，朝鮮英祖從年做了五十多年國王，正祖又從1776年做到了1800年，長達二十多年，倆人都是中年繼位，連續執政長達七十多年，如此長時間的穩定，自然會帶來社會相對安定，文化空前繁榮，士農工商全面發展的一個穩定時期。 所以這個歷史在朝鮮歷史中很重要，朝鮮人將其稱作“英正時代”，甚至有朝鮮的文藝復興時期之說。 這個時代，朝鮮人的心態開始膨脹，本就不太認同滿清的朝鮮文人，開始將中國這一時期發生的地震、彗星、水旱蟲災等現象加以夸大，看成是“胡兒無百年之運”的征兆。他們期待著滿清像元朝那樣做不到百年而亡。 還有一個不自量力的想法，朝鮮王朝的一部分士大夫強調華夷之辨，以中華正統自居，如果滿清百年而亡，那么朝鮮是不是可以取而代之？ 朝鮮人開始為此做準備，在乾隆五十二年，朝鮮備邊司規定“挾帶雜文書及我國書冊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凡系書籍，涉于左道不經、異端妖誕之說，及雜術方書，一切嚴防。無論譯官及三使臣所屬，如有潛貿之事，即其地摘發，燒火狀聞。犯者置之重辟”，開始禁止中國出版的理學、音韻、詩文、經書、史集、天文、地理、政典、等書籍。這是朝鮮人在文化上不再依附于中國的心態表現。 可惜這個“英正時代”幾乎跟乾隆時代一起開始，也一起結束。乾隆死了沒幾年，朝鮮正祖也死了，繼位者還不如嘉慶，是一個1790年，今年才十一歲的孩子。歷史上，朝鮮從此開始進入了動蕩的政治時代，繼位者總是幼兒，權力被權臣掌控。 就在英祖晚期，西方天主教開始傳入朝鮮，因為朝鮮禁止洋人進入。天主教就以中國為跳板，通過派遣跟朝鮮人長相一致的華人進入朝鮮傳教的辦法，去傳播天主教的思想。來到中國的朝鮮人，也有通過在中國受洗的方式入教。比如朝鮮使者李承薰在北京天主教南堂領洗為天主教徒，教名伯多祿（彼得）。 大量中國傳教士進入朝鮮，導致朝鮮政權的警覺。1791年，中國傳教士周文謨潛入朝鮮開始傳教，入教信徒有兩班顯貴，也有卑賤的士卒。朝鮮政府將天主教視為邪教，不斷逮捕處決教徒。 為了搜捕中國傳教士，對朝鮮信徒進行逮捕、拷打。為了保護朝鮮教徒的安全，周文謨向朝鮮政府自首，于1801年4月19日在漢城被殺。 史稱“辛酉邪獄”。 這些情況周瑯剛剛了解到，如果他想找麻煩，可以以殺害中國國民的理由，興兵問罪。 事實上，西方宗教的傳入，確實給傳統東方國家造成了很大的沖擊，日本、中國、朝鮮都先后有類似的政治打壓行動，康熙在中國全面禁止耶穌會傳教；日本戰國時代結束之后，看到本國天主教勢力竟然派船去歐洲尋求援助，結束戰國時代的豐臣秀吉開始禁教，之后天主教在日本發動了叛亂，被幕府血腥鎮壓之后，不但全面禁止天主教，還斷絕了跟葡萄牙、西班牙的貿易交流，西方國家中只有不傳教的荷蘭允許繼續跟日本貿易；越南的天主教傳播也很厲害，阮氏王朝能夠擊敗西山王朝，就是在法國傳教士的幫助下成功的。 之所以中國、朝鮮、日本都禁止天主教傳播，主要是擔心百姓跟外部勢力勾結，朝鮮給教徒扣的帽子是，“無君滅倫”、“招寇賣國”，日本也差不多。 越南因為戰亂，跟之前日本天主教在戰國時代能發展出幾十萬上百萬人一樣，也傳播的很廣泛，而且政府無力阻止。后來阮氏一統越南之后，也開始效仿中國、日本、朝鮮等國，禁止天主教傳播。 推薦都市大神老施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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