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度文明和中國文明，總是被專家學者熱衷于放在一起比較，可到底誰更優秀，并沒有一個準確的結論，中國，和受中國影響的東亞國家，當然堅信中國文明更優秀，可印度人和南亞國家并不認可。 但誰也說服不了誰，雙方都能拿出大量的證據證明他們的優秀，雙方都發展出了高度發達的手工業，取得了相當輝煌古代科技成就，人口規模也一直居于世界的前兩位。印度人還向中國輸出過文化，而中國卻很難向印度輸出文化。 周瑯當然是堅信中國文明更有優勢，因為中國文明更穩定，不像印度人那樣，幾千年的歷史上，基本上沒有本土王朝長期存在，而且最離譜的是竟然沒有完成過統一，即便是最強大的孔雀王朝時期，印度最南端的幾個泰米爾國家依然獨立。 印度是有發達的宗教體系，但核心宗教可能還不是本地產生的，而是由于雅利安人的入侵帶來的。雅利安人帶來的種姓制度中，恐怕當年的印度本地人是作為賤民存在的。猶如蒙古征服了中國之后，主體民族南方漢人是作為最卑賤的族群一樣。中國文化中的各種學派，基本上是獨立發展起來的，諸子百家，極具中國傳統特色，構筑了中國民族的深層精神。 撇開民族色彩觀念，周瑯客觀認為，印度是一個長于宗教文化，而拙于政治文化的國家，長期分裂得不到統一，說明他們的政治管理水平無法管理龐大的人口，而這些人口還密集的生活在不到中國三分之一的國土上。 有的學者認為印度為什么一次又一次被異族征服，而中國卻在大多數時間保持了自己的獨立，只有蒙古和滿洲人作為異族統治了整個中國，說是因為中國人的運氣，因為中國國土夠大，有足夠的緩沖，地理更加復雜，更便于防守，不像印度一馬平川，游牧民族跨越昆都拉山口后幾乎一馬平川。 但這更說明印度人管理能力的不足，他們不但無法管理龐大的人口，連比中國更為簡單的山川地理都無法管理。中國人可以在崇山峻嶺中修建萬里長城，印度人難道就不能封堵一個昆都拉山口？ 另外中國古代王朝的防御，并不完全是靠險峻的山脈，江南的河渠，是阻擋北方騎兵更為有效的武器，而印度的河流比中國更復雜，卻一次一次失守，而中國卻在長江如此寬的范圍內，多次建立了防線阻擋住了北方游牧民族的攻擊，比如第一次困守江南的東晉王朝，是靠的長江方向和江淮防線，而不是某座高山。第二次困守江南的南宋王朝，靠的同樣是長江和江淮，而印度有恒河和印度河，卻沒有保住自己的國家。這從山川地理上來說明，雖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不足以說明全部問題。 另外周瑯認定，印度人沒有管理長江、黃河這樣大江大河的綜合能力，或許有局部的水利工程，可以把井修的如同宮殿，但在治河這樣的超級工程面前，印度人做的遠遠不夠。否則他們的人口就不應該是長期比中國少，而應該在絕大多數時間里，遠超中國。因為印度平原的耕地面積實在是比中國多的多，也容易開發的多，21世紀，中國苦苦堅守18億畝的紅線，印度作用24億畝的降水量遠超于中國的耕地，卻同樣無法養活本國民眾。 這些判斷，讓周瑯認為，即便中國文明跟印度文明相比，并不占優絕對的優勢，但至少在政治管理能力上，遠超印度，所以他選擇從政治層面入手，將中國傳統的農業管理方法，帶入印度。 這種農業管理能力，在中國如此的普及，幾乎不用費力就能找到一大堆。 別說那些執政經驗豐富的地方官了，就是廣東一帶的普通地方鄉紳，都能號召鄉民修建水利工程，珠江三角洲修建的河堤圍塘，最后發展出的桑葚魚塘，可不是政府的功勞，那是一個個宗族自己開發的。 為了避免因宗教問題帶來的不信任，周瑯挑選的第一批官員，都是回教信仰的官員，這些官員在中國也為數不少，當然比例上遠遠不如漢人，更不如滿人，可總量上依然不少。這些人信仰的是回教，可讀的政治書籍，同樣是四書五經，治世的學問，同樣是農業書籍，諸如農政全書之類的教科書讀物。 周瑯親自招募了這些人員，告訴他們將去印度做官，管制待遇一應類比國內，并且叮囑他們愛民如子之類。 周瑯可不是征服者，他是去傳播文明的，不是壓榨財富的。只有真正帶給當地人實惠，才能得到當地人的支持，這個道理亙古不變。 這些人到了印度后，面對的困難很多，最大的問題就是亨利皮特的不配合。亨利皮特不喜歡免除賦稅這樣的懷柔政策，他恨不能立刻效仿東印度公司那樣，把賦稅收上來，然后用收取的賦稅套取印度的商品，再轉售出去賺取利潤。 但這些中國官員堅持要免除賦稅，他們還跟當地的望族結交，因為按照他們的觀念，異地當官就得跟鄉土豪強打好關系，這樣做什么都順手。 當地其實也沒什么豪強，跟中國家族傳承的方式不同，印度的地方勢力，是以包稅人的身份存在的，他們不是因為掌握了土地而擁有權力，而是因為掌握了收稅權而擁有權力。 東印度公司的辦法是，提高這些包稅商的稅收額度，如果不同意的，就取消他們的包稅權。通過這種方式，東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將大量小封建主的包稅權轉給了一些富商，這些富商比封建主更加狠辣，壓榨的方式更加高效，他們向東印度公司多交的稅收最后都轉嫁到了農民頭上，而且他們還能因此致富。由于這些包稅商的權力來源于東印度公司，他們很快就成了東印度公司管理印度基層的可靠爪牙。 按照東印度公司的話來說，是培植起了一個地主階級，作為殖民政權的支柱。 亨利皮特打算效仿英國東印度公司，提高包稅額度，將包稅權授權給富商，在借新扶持起來的這些富商，來統治殖民地；但這些中國文官反對，他們要求輕徭薄賦，并跟當地土地階層建立更緊密的聯系，說白了這些文官是希望通過跟舊勢力分享權力，來進行統治。 結果就是，很快這些跟當地統治階層同樣信仰的文人，得到了當地傳統豪強的支持，這些傳統豪強甚至將這些中國文官當作他們對抗公司的后盾。 亨利皮特十分氣惱，寫信請求周瑯把這些人調回去，周瑯是個商人，他也很傾向東印度公司那一套培養新的傀儡，取代舊勢力的做法，這樣做確實很好，印度人懷念了英國人幾輩子，可不就是有這些英國扶持的買辦存在嗎，同樣的道理，估計香港的某些勢力，也就這么回事。 可是這些中國文官的辦法穩妥，還是英國人的辦法能夠建立更長久有效的統治呢？ 最終讓周瑯做出決定的是，他知道英國人最后還是走了，而中國來來回回換了那么多皇帝，統治鄉村的還是那些地主。英國人的統治，可以讓他們養熟的狗腿子們懷念他們，歌頌他們，但不足以從文化層面留下永恒的印跡，這畢竟是強行將一個商業文明管理方式，塞進一個農耕文明中。 而周瑯派去的文官，則是試圖將中國的鄉村模式，跟印度的土地階層對接。 作為文明的輸出，他選擇支持這些人。 他回信告訴亨利皮特，不要著眼于眼前的利益，應該從長遠考慮，如果一味效仿東印度公司的模式，也只是一個拙劣的模仿者，而無法成為出色的開創者。他鼓勵亨利皮特用開創的方式超越英國東印度公司，激起亨利皮特的好勝心。 同時告訴對方，以兩年為限，如果這些人對農村的管理，兩年內都無法產生良好的效果的話，就召回這些人。至于由于他們減免稅負而產生的經濟損失，周瑯將采用給中國東印度公司退稅的方式來進行補貼。 得到周瑯的大力支持，同時還跟當地勢力建立了比較好的關系后，這些文官們開始實踐他們在國內的經驗。他們開始在當地編練保甲，組織團練。號召當地領主們召集農閑時期，無所事事的農民進行水利工程建設。 修復當地已經存在的老舊水利設施，新建一批新的水利設施。盡管他們主要是為了灌溉方面，可畢竟有一定的航運效應，讓亨利皮特發現，比直接雇傭人進行建設成本更低，又有中國的補貼，漸漸的怨言少了起來。 文官們在印度河下游，公司控制的領土范圍內，修建了大量的灌溉水渠，改善了灌溉條件。還引入了不少新作物，中國的稻種、桑蠶，鼓勵農桑。在大量原本印度人無法利用的低洼土地中，推廣桑葚魚塘模式，不但提高了當地糧食產量，也增加生絲等經濟作物的產出，而這些都是暢銷的商品。 不到兩年，當地老百姓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這批喜歡親臨第一線的文官們，在當地的號召力甚至超過了過去的領主。 而這時候領主們組建的團練也已經初具規模，并且在中國軍官的訓練下，已經具備了一定的戰斗力，是時候對外擴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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