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在民眾的力量更為強大，貴族的勢力更加衰弱，戴琮借力毀掉了貴族要做平民的賢人大尹，這種分君子庶民的議政制度也將各種弊端顯露無疑，或者也很不利于戴琮想要集權(quán)的謀劃，基本上可以宣告瓦解了。

    而適向來又是不希望宋國集權(quán)成功、整合為一體的。

    在宗法制瓦解、禮法崩潰、三姓共政和國人干政共存失敗之后，必須要有一種新的制度來在政治上將宋國整合為一個……名義上的整體。

    國家的存在，有時候需要一些法理，至少是聽起來能夠自圓其說名正言順的理由。

    宗法制禮法不曾崩解之前，宋國是大周三恪，殷商后裔、天子封國、周王朝的公爵。

    崩解之后，三姓共政的局面，那法理就是誰的拳頭大、誰的封地多，誰說的算。沒有人拳頭最大能打過其余所有人，那就互相妥協(xié)，三姓共政。

    二十年前墨家摻和了一腳，民眾發(fā)現(xiàn)原來我們的拳頭也不小，于是君子院和庶民院共存。

    現(xiàn)在民眾的拳頭愈發(fā)的大，戴琮上位的名義就是“民為神主”，平民的代言人。

    這不只是宋國的情況，各國其實都如此。

    宗法制名存實亡之后，各國都在找新的政治制度彌合維持一個國家。

    齊國是用黃帝勝炎帝、田氏代齊五德輪回；秦國是用民皆可為爵、軍國擴張人人可能得利，國君和每個有可能立下軍功的人的表面利益一致；泗上則是解民之三患、平等兼愛同義止天下之戰(zhàn)……

    宋國則直接就是民為神主，不要長遠，不要利天下，只要眼前的利益，一個取民之粹的民選詢政院大尹。

    和泗上不一樣之處就在于泗上從壓制了非攻立國派之后，一直在宣揚：以禹為圣、重定九州、利天下和利自己的統(tǒng)一這些內(nèi)容。

    換句話說，泗上存在的法理就是利天下和統(tǒng)一戰(zhàn)爭，除非非攻立國派上位，否則就必須要堅定地走下去，這也是天下人才來投的根基。

    宋國則是厭戰(zhàn)、非攻、薄稅、獨存、分地、免役。

    在這種情況下，泗上這邊就對宋國有很大的操作空間。

    就像是皇父鉞翎怒斥墨家，說泗上是上之所是皆是、上之所非皆非的集權(quán)，卻在宋國搞整天扯淡屁事都辦不成的君子院和庶民院，其心險惡。

    他也算是一針見血了，只是覺悟的晚了一些。

    適始終認為，宋國是個燙手的山芋，拿到手里其實并不舒服，而且里利不多。宋國獨立與否，不在于宋國自己，而在于天下的局勢，所以天下定、宋國定；天下亂、宋國存。

    既是這樣，那么就可以想辦法繼續(xù)讓宋國不可能完成集權(quán)，繼續(xù)做一個只能防守和非攻的緩沖國。

    此時正是一個機會。

    和歷史上的商鞅變法不同，和此時的勝綽吳起在秦國的變法也不同。

    秦國的變法，那是自上而下的，君主和臣子利用才能和武力，壓制舊貴族，由那些叛墨自上而下地培養(yǎng)官吏，形成一個扎實的自上而下的集權(quán)國家，所以墨家在秦國的活動極為艱難。

    戴琮一沒有武力，沒有泗上墨家撐腰他不要說收拾整個宋國的貴族，就是和皇父一族單斗都斗不過。

    二沒有人才，他手里那幾個人才，管一兩座城邑還行，想要管轄整個宋國，效仿秦國的郡縣制度，那是癡人說夢。

    三沒有自己的人才培養(yǎng)體系，旁邊就是泗上，有才能的人多是從泗上游學過的。

    宋國這一次暴動的原因，也是因為貴族的欺壓和皇父一族想要集權(quán)編練常備軍的加稅，所以完全可以利用這一切，把宋國弄成一個支離破碎、但名義上一統(tǒng)的宋國。

    君子院和庶民院的兩院制不可能存在了，那么就搞地方自治和地方聯(lián)邦，徹底斷了宋國集權(quán)的可能。

    四年前那場大辯論之后，百家各自都有所發(fā)展，這也正是個機會。

    農(nóng)家既然在宋國勢力頗大，號稱真正平等派，那可以攛掇他們這一次搞事，占據(jù)幾個城邑的主導權(quán)，在那里搞農(nóng)家的制度；一些入世的道家、楊朱等學派，也可以在一些地方搞他們自己構(gòu)想的制度；一些無政府派別希望能夠小國寡民、復歸自然、人人道法自然擁有自然法執(zhí)法權(quán)的派別，也可以分去幾城。

    唯獨復古的儒家可能分不到地盤，因為這一次民眾暴動不可能再接受分封復古和禮法了，若是能夠自我變革，或許也有可能，但現(xiàn)在看來他們并不太可能。

    在認可一部分四年前大辯論中求同存異的“同義”的基礎(chǔ)上，各自為政，在大義同的前提下小義各異，讓宋國繼續(xù)存在，作為百家的試驗田，使得宋國絕對沒有可能集權(quán)。

    既說君子朋而不黨，但如今正統(tǒng)的貴族君子已經(jīng)所剩無幾，各家都有自己所代表的利益，以利而聚歸納其義則為黨，宋國隨他們?nèi)ジ惆伞?br />
    在此設(shè)想之下，適將自己的想法大致地說了說。

    有人道：“如此，就需要在和其余百家的人商議一下。我相信他們肯定是愿意的，不管是楊朱還是道家，都有入世的部分，農(nóng)家更不必提。操作起來卻也不難。”

    “本身諸多學派都在宋國活動，本地的信徒也不少，都是士人，管轄一地的能力至少不下于那些貴族，也更容易適應新的局面，大多都是些反禮法、反圣人的�！�

    此時信徒的含義，并不只是信徒，而是代表著這是一些有治國理政能力的識字階層，雖然在泗上已經(jīng)不稀罕，可在別處那都是人才。

    沒錢就不可能認字，不認字就不可能知道道義之別，不知道道義之別就不可能選擇道、農(nóng)、儒、楊等學派。

    最底層的農(nóng)夫，他們其實根本弄不清楚其中的區(qū)別。

    貴族既然可以憑借門客和家臣統(tǒng)治封地，其實一個學派依靠學派的徒眾統(tǒng)治一城一邑也非難事，最起碼要比那些舊時代的貴族管轄的好。

    另一人道：“只是農(nóng)家學派要注意一下，他們的真正平等的想法……過于空想，而且……絕對不適用于商丘和泗水地區(qū)�！�

    適道：“除了商丘城內(nèi)的失地民眾外，他們在商丘和泗水地區(qū)富庶的城邑，信徒并不多，也沒有民眾的基礎(chǔ)�！�

    “但是，一些貴族的封地，卻正適合他們�！�

    “一則那里的土地確實需要均分，二則一些貴族依靠權(quán)力以門客家臣和依附的商人經(jīng)營商業(yè)賺取利益，民眾確實怨怒，既怒貴族也怒商人，他們的市賈不二價的想法在那里必能受到民眾的認可�！�

    “但若是陶邑，你看看農(nóng)家哪里有人認可？我是這樣看的，道家既有無為而治一派的，我看就可以就近安排在靠近泗上的地區(qū)。”

    “一則那里工商業(yè)發(fā)達，二則土地早已經(jīng)私有買賣，三則無為而治的后果就必然是大的越大、小的越小，我們可以在泗上接應，也可以使得那里繼續(xù)土地兼并使用，為我們繼續(xù)提供糧食、棉花以及人口等�！�

    眾人也都覺得可行，這樣一來等同于將除復古派真儒之外的學派都拉到了宋國之中。

    本身楊朱、墨家和儒家就是天下顯學，再加上其余百家，等同于天下士人的大部分都在其中，剩余的也就是那些沒有什么道義理念的士人。

    讓農(nóng)家去泗水附近和陶邑去搞“真正平等”，那是要出大事的，而且也注定了不可能成功。

    最重要的是對泗上大為不利，本身靠近泗上的宋國地區(qū)的農(nóng)業(yè)已經(jīng)基本完成了經(jīng)營兼并的萌芽，傭耕制和大片土地經(jīng)營制是比自耕農(nóng)更有效率的，有泗上這個工商業(yè)發(fā)達地區(qū)的需求，已經(jīng)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共同市場：那里歸不歸墨家直轄，并無區(qū)別。

    農(nóng)家的真正平等的思潮，是無奈的空想，是失地農(nóng)夫的幻想，因為作為最底層，他們承受著貴族的盤剝，也承受著商人的盤剝，所以他們既希望賢者與民并耕，又幻想地希望市賈不二價。

    對于一些受貴族盤剝嚴重的封地，這種學說既有民意基礎(chǔ)，也是一種生產(chǎn)力的解放。

    對于農(nóng)家的安排，適道：“我覺得，可以將他們安排到靠近魏、楚邊境的地方�！�

    “將來萬一有事，那里也將成為我們重要的助力，除非魏楚都承認農(nóng)家在那里的治理、不從農(nóng)夫手中收回土地，也不征稅�！�

    這是明顯的把農(nóng)家和墨家綁在一起的舉動，但即便如此明顯，想必農(nóng)家也會接受，因為他們一直沒有機會施展自己的抱負和道義，最多也就是在楚國有并耕而食、共同勞作等勞交換的空想烏托邦。

    操作起來也極為簡單。

    一旦墨家出兵，迅速將宋國貴族的力量掃蕩一空，在不撤軍之前，宋國的局面看上去必然無比穩(wěn)定。

    但實際上，一旦撤軍就是一個權(quán)力真空。

    戴琮手底下沒有足夠的官吏人才去直轄；宋國內(nèi)部也必然要先為大義憲律爭論一段時間；原本貴族管轄范圍之內(nèi)的管理者要么逃亡要么被俘……這便是各個學派活動的機會。

    等到局面穩(wěn)定，戴琮就會發(fā)現(xiàn)，自己所能管轄的范圍其實也就那么大，各地的地方勢力都會掣肘，到時候他也只能無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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