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城南門東門，一支長長的隊伍從城門中徐徐而出。軍士們踩在已經澆過清水的石板地上，手中持著戈矛，隨著軍鼓聲前行，往東而去。等整支隊伍出來，前后有五六里的距離。

    今日任城王將要去徐州接任刺史，皇帝要在天師道壇給任城王踐行。

    在皇帝車駕后面近百米處的第九輛畫輪車中，拓跋慎和拓跋恪同乘其中。

    今天已經是拓跋慎回宮后的第四天了，這幾天他頗為低調，都是來往于宣文堂，清瀟院和中音殿三點一線之間，連棲鳳閣都沒去。直到昨日下午，皇帝傳來詔令，告訴他今日隨皇帝車駕一同出城給任城王踐行。

    對于任城王就任徐州刺史的事，拓跋慎還是聽說過的，徐州刺史薛虎子從去年到現在就五次上書，請求朝廷派人來接替他的職位。朝廷以薛虎子在徐州任刺史多年，可以說是對于徐州的管理，朝廷還是放心的，又因為不清楚薛虎子病情是否真到了不能任事的程度，所以遲遲沒有答應，直到前日夜晚，接到徐州急報，薛虎子病勢沉重，據使者所說，他在出彭城時，薛虎子已經不能進食，恐怕此時已經去世。

    皇帝因此第二天找來在朝廷任職的宗室諸王和各省監令一同商議，選派人員，最后經過兩天時間，決定由任城王前去。任城王以前在與南朝接壤的梁州擔任刺史，而徐州也與南朝的徐州刺史部接壤，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徐州治所彭城是最接近南朝江淮重鎮壽陽的重要城池，因此徐州的地位不是一般的州，對刺史的人選選擇也格外慎重。

    “大道壇廟小弟還是第一次去，以前只聽說過，又是在城外，一直都去不得。我昨日聽宮人說，那里有諸多仙人圖刻，二兄，我們一起去看看吧？”

    “好啊！為兄也沒去過，只是怕沒多少時刻。畢竟，叔祖走了我們就得回宮。”好不容易出來玩一次，拓跋慎也不想早早回去，天師道場難得來一次，不玩的盡興太可惜了。

    拓跋恪聽了二兄的話，神秘一笑，說道：“二兄不知，叔祖沒那么早來，我今一早就聽說叔祖今日與廣陵侯對接梁州政務簿記，來不了那么早，大約也要等到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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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小半個時辰后，拓跋慎透過旗幟不時透露出的縫隙，遠遠就能看見一座道壇出現在正前方。

    進了道壇外墻以后，拓跋慎看見道壇前的廣場上，已經有一百多個道士穿戴整齊。這些道士等皇帝先下了車后，都上來參拜。

    拓跋慎站在諸王叔后面，看著皇帝與道壇領頭的廟主說話，看看眼前高達五層的道壇，一層看起來有三丈高，五層就是十五丈高，都是由磚砌成，磚面上刷著青漆，五層壇每一層都是用木頭做的外欄，上面插滿了青色旗（道教顏色為青色），壇下第一層有六座磚石登梯，以上每層都是依壇體所筑的旋轉磚石梯。看起來還是很威嚴的，不過被雨水和時間侵蝕的痕跡也很明顯。

    “這，算是天師道與寇天師的榮光吧！可惜了，道教如今頹廢如此，寇天師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

    天師道壇又稱為“大道壇廟”，“天師道場”，是世祖皇帝時期，為新任天師寇謙之的天師道所筑。

    說起世祖崇道的事，既有求仙的成分，也有安撫道民的意思在。

    道門本身只是講求無為，隱逸，屬于避世之學。戰國之時，各家學說各找出路從事政治，道門也在這種趨勢下分有兩種出路，一是像莊周那種求自身逍遙的，另一部分則是轉化為方士，以煉取丹藥求得白日飛仙，達成長生久視為目的。

    這些方士在戰國的時候得到齊宣王，燕昭王的信重，一時聲名大振。進入漢代以后，黃老之學盛行，政府講求清靜無為之政。這一時期，因為儒學的興起，方術與儒生兩種學問得以融合。

    經過漢武帝時期，社會上的儒生入仕主要分為兩種途徑，一是章句學，二是言災異。

    章句就是拿著前人的話，自己胡亂yy，用兩漢人的話來說就是，為了分析前人說的一個字，能寫上數萬字。解析一本《論語》能寫上百萬字篇幅那種雜亂繁復之學。

    災異學就有些復雜，這部分是與黃老之學，方士之學有所融合，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可以說是其起源與代表作。災異學本意就是以不可探求的上天意志來約束君王的舉動，以使權利無限的君王對上天心存敬畏，行事不能肆無忌憚。

    以災異之說和儒家盛行的“天命維德”說之下，加之漢武帝窮兵黷武，導致全國起義迭起，國勢衰頹之下，社會上興起了一種“漢家運終”的說法。漢昭帝時期，曾經有人上奏，說劉氏是唐堯之后，有責任禪讓天下，請求皇帝尋找賢德之人讓位。

    可以說，西漢統治危機于此初現端倪。

    漢成帝時期，方士甘忠可作了一本叫做《天官歷包元太平經》的書，宣揚“漢室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于天”的政治預言，又說是天帝讓赤精子以此經授予他的。此書中第一次讓傳說中的神仙出世傳其學說。甘忠可的本意是想以此進入政治圈子，來向皇帝求官，讓他們這些人也能位列官學之一，但是他的“更受命”之說雖然比以前要求劉氏禪位收斂很多，但是依然不能為統治階級所接受，因此甘忠可死于獄中。

    他的弟子夏侯良在漢哀帝時期，繼續向皇帝兜售他的“更受命”之說，這一時期，西漢統治危機加劇，漢哀帝接受了他的說法，改換出中國第一個四個字的年號“太初元將”，并自稱“陳圣劉太平皇帝”。不過第二個月就把這個稱號去了。由此可見，災異之說和漢家運終的說法就連皇帝自己都信了。

    甘忠可這種借用神仙的名號來給自己的學說增加光環的事雖然以失敗終結，但是在東漢末卻得以繼承。

    東漢桓帝延熹年間，平原人襄楷轉上瑯琊人宮崇之師于吉所得神書《太平清領書》。因為《太平清領書》指出當時社會諸多弊病，提出諸多建立“太平世道”的想法，觸及到東漢的忌諱，政府以其所言妖妄，藏之秘府，其后張角卻得到了一部分，并以此建立了太平道。

    以張角為首的太平道起義是道門第一次試圖以教派思想取代世俗政治的第一次嘗試，其結果以失敗告終。而到東晉末年，又出現了以孫恩，盧循為首的五斗米道起義的第二次嘗試。

    五斗米道的創始者張陵在后世被稱之為“張道陵”，他的后代直到共和國都是龍虎山“張天師”一系，不過沒那么純潔就是了。

    張道陵出身于方士活動頻繁區域的豐沛，與出現《太平清領書》的瑯琊距離不遠，所以他的五斗米道之中也有不少與太平道相合的教義。

    張道陵自稱其于漢安元年在鶴鳴山遇到太上老君，老君授他以符箓之法，封他為天師。第二年張道陵就在青城山創立天師道。因為天師道要求入道教民上交五斗米，后來也被冠之以“五斗米道”之稱。

    張道陵的天師道并沒有宣傳不利于東漢的教義，為了利于傳教，他在道經中有“為漢國辟捕盜賊”之言，本人也將“輔漢”作為字。加上他所處之地多有少民聚集，其教義有助于當地的統治次序，因此沒有受到鎮壓。

    漢末軍閥混戰，張道陵之孫張魯占據漢中，以此地行五斗米道法。在投降曹操之后，五斗米道也進入中原發展。經過西晉內亂，五斗米道也逐漸分為南北兩支。

    東晉統治的南方比北方傳教的環境好，加之很多南渡世族世代信奉天師道，所以南支天師道取得很大發展，及至東晉末，道徒孫恩領導五斗米道教徒起義，其起兵過程中提出“誅殺異己”的口號。起義歷時十余年，沉重打擊了東晉士族，第二次以宗教統治取代世俗統治的斗爭再一次失敗。

    此外從西晉末年以來，南北民間還出現一個道門政治預言。叫做“老君當治，李弘應出”。老君就是太上老君，老子李耳，李弘呢？李弘就是老君轉世之身。預言的意思就是老君將要以李弘的名字降生，領導人民重現太平盛世。此書自從西晉末年出現以來，起兵者“稱名李弘，歲歲有之！”李弘二字成了各個統治階級的心病，其遍及東晉，成漢，前趙，后秦。進入南北朝，李弘依然不時出現。在底層民間的號召力不比后來佛教盛行時的彌勒佛差。

    進入本朝以后，鑒于道教在底層民間的影響力，為了統治需要，道都得到朝廷的拉攏，烈祖皇帝信道，喜好讀道經，服丹藥，還曾經設立過仙人博士的職位。世祖皇帝時期，世代信奉五斗米道的崔浩將嵩岳道士寇謙之推薦給世祖皇帝。寇謙之自稱在嵩山中得遇太上老君，老君封他為天師，授他《云中音誦戒經》，他以此書為指導思想，在大魏開始改革天師道的運動，寇謙之廢除了天師道以世襲祭酒統領教民的傳統，要求教民忠心皇帝，不得以李弘，劉舉（劉，漢家劉氏，舉，舉事之意）之名作亂，將天師道中流行的男女合氣房中術廢除，（因為男女合氣書在當時已經成了淫穢之術，使道教名聲受到玷污。）修改律例，引進儒家的忠義之道，修改齋醮儀式，要求道徒誦道經。

    這些教義改革，使新天師道在本朝得以一時興盛，寇謙之又向世祖皇帝建議，請世祖皇帝受太上符箓，于是世祖皇帝才修建了這所天師道壇，在這里接受符箓，這種儀式后來幾代皇帝都在即位后進行過，算是對道民的安撫。

    可惜，寇謙之死后，道教再也沒有杰出人士，天師道也漸漸趨于平淡。相比于道教追求升仙，追求長生，卻從沒有人親眼見過仙人這一難以解釋的事實，佛教不求今生，免除了許多解釋不清楚的虛妄之說以追求來世，反而更受民間歡迎。到現在可以說佛教已經把道教甩在了后面。

    對比與永寧寺，天宮寺等諸多皇家寺院，天師道壇這所已經幾十年來只有在皇帝接受符箓之時才加以修繕的道教道場，明顯衰頹太多。

    仔細看看，道壇上的青漆磚上的漆已經掉了不少。磚縫中的青苔到處都是，還能看見明顯經過清除的痕跡，看起來都是道壇道徒們自己清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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